然而，亦有相反的记载与说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枢密副使富弼说：“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作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宋史》卷338《苏轼传》记载，苏轼在熙宁（1068-1077年）年间上书说：“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狡。徒以恩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从富弼和苏轼的论秦中可以看到，仁宗在世时及其身后，认为其当朝时一事无成的看法，是比较普遍的。即或从《东都事略》和《宋史》两本纪的吹捧之词中，也不难看到，仁宗时的政治局面是：外有辽、夏的威胁与征战，内则刑法纵弛，吏治媮惰，国有弊倖，朝多小人，府库无积蓄。如此之政，安得称“治”？然而，即或如此，仁宗朝仍被称为治世，“天下归仁”，其故何在？其实，宋高宗说仁宗“恩泽及人深”，王称赞颂仁宗“恢廓有圣度，以大公至正临御，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尊敬大臣，容受直谏”；元代史臣赞颂仁宗：“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传》曰：‘为人君，止於仁’，帝诚无愧焉”；苏东坡称颂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恩泽在人，风俗知义”，“天下归仁”。上述颂语，大致已经说出了仁宗朝被称为“治世”的原因。《宋史》卷359《李纲传》载，绍兴五年（1135年）李纲上疏说：“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之前可知己。”“嘉祐、治平之前”，正是仁宗朝。这可说是对仁宗朝称治世原因之补充。
    仁宗朝被称为“治世”，乃出自士大夫之口，是宋代士大夫所作之评价，所以必须从仁宗与士大夫的关系方面考察。笔者考究的结论是：仁宗朝是典型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由于宋仁宗本人的较为懦弱的性格，故而政治显得空前民主，士大夫对于国家大事的干预，空前地有力，皇权的运用，又恰合共治之需要，故而当世及后世士大夫深感仁宗之恩泽，颂声不绝，誉为“治世”，以为后世楷模。
    宋代经过太祖、太宗两朝，法制基本已完善，形成有宋后世所习称的“祖宗法制”、“祖宗家法”。在治国成规上，皇帝握立法与否决之权，宰辅理事，握行政之权，“共治天下”，是所谓成法。真宗继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宰辅之定策，宰辅权力之增，势所必然；而其时黄老思想的流行，又使宰辅们静以政致治，简易为政。同时，真宗为缓和太宗朝一直存在的，“内患”--皇权传承所引起的危机，开放言路，以争取士大夫归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记载，至道三年（997年）五月，真宗即位才两个月即下诏御史台，告谕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七月以后，君臣纷纷上书言事。从此，大开士大夫畅言国事之风，至仁宗朝，此风益炽。
    真宗朝的台谏制度值得注意。咸平三年（1000年）十一月，宰相张齐贤因遭御史中丞弹劾而遭罢免。这是宋代第一位为御史劾罢的宰相，反映了御史权力的上升。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三院御史开始实行“长吏自荐”、专任其职的新制度。”（注：《长编》卷47，卷48。）南宋学者吕中说是：“御史纪纲正自此始。（注：《宋史全文》卷5引。）此后台谏权势日盛。《宋史》卷338《苏轼传》记载，神宗时，苏轼在上书中说：“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原来，优容台谏，是为了更多地听到“公议”，即广大士大夫的意见；但台谏权盛，许风闻言事，又不免使宰相忌惮，所以，苏轼又说：“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己”。（注：《东坡全集·奏议》卷1《上皇帝书》。）《宋史》卷285《刘沆传》记载，嘉祐元年（1056年），宰相刘沆对仁宗说：“自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刘沆说这番话后不久，也因御史中丞张昪等论疏十七上而罢相。台谏之横行，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南宋学者叶适说：“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注《鹤林玉露》两编卷2引。）所谓“朝廷势轻”，实即上层士大夫--主要是宰执，失去了昔日的权势，中下层士大夫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皇帝与宰辅都不能不重视，并有了实行的可能。南宋徐度在《却扫编》卷中记载：“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人情也”。
    如果说，太祖、太宗两朝，相权之隆，限及皇权；则真宗、仁宗之世，台谏权盛，士大夫言事成风，既限制着相权，也制约皇权，使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代表面更为宽广，因而也得到更广大的士大夫的拥护与赞扬。
    皇权的运用，在仁宗朝更多地表现在调解士大夫之争端上：台谏攻宰辅，或罢台谏，或罢宰辅，或两罢之。因此，仁宗朝宰辅更换之频繁，不仅远过前三朝，而且在有宋一代也是最多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记载，景祐元年（1034年）二月，知制诰李淑上《时事十议》，第四条即说：“两府迁易稍频，固有倾邪、上孤倚任者，然伤陛下简静之政矣”。李淑同时指出：“太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犹六年，始以赵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伦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卢多逊，又六年而用赵普；自后十八年中，虽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吕蒙正、张齐贤、吕端五人”。“真宗景德以前，三次迁改，惟李沆、向敏中、王旦、毕士安、寇准五相而已。其任王旦十二年，次则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据《宋史》卷210《宰辅表》，太祖朝先后用相6人，平均每人2.8年。太宗朝用相9人，平均每人2.3人；用相12人次，每人次平均1.8年。真宗朝用相12人，人均2.1年；用相14人次，每人次平均1.6年。仁宗朝用相23人，人均1.95年，用相30人次，每人次平均1.5年。无论用相人数还是人次，从太祖到仁宗朝，都是递增的；而人均或人次均任相年数，则均是递减的。再看仁宗朝以后各朝：神宗朝，用相9人，人均2年；用相11人次，每人次平均1.6年。徽宗朝：用相13人，人均1.92年；用相16人次，每人次平均1.56年。由上可知，仁宗朝任用宰相的人数与人次的平均数，在北宋时是最高的。换句话说，宰相的更替是最频繁的。
    台谏之横，宰相频繁更替，反映出仁宗朝相权的削弱。但是，相权的削弱并不等于皇权的增长，而是中层士大夫--升朝官权力的扩大与增长，政府机关发言权的增大，也即是说，有更多的士大夫参与了最高决策。这种局面，可称得上是典型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