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任务、成员的组成，包括选举产生的程序、任期，均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就有了依据。
    邓小平一开始就对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工作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在1982年9月1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他明确表示，今后中顾委工作，首先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牌子大、牌子硬。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其次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定要联系群众。第三，我们还可以起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邓小平这个讲话，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老干部退出了第一线，革命是不是就到头了呢？并没有。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注：《陈云文选》第3 卷，第315页。）
    根据十二大的党章的规定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中顾委的工作方针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同时，对在京100多名委员分别编为6个支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改编为7个小组），统一学习，统一过组织生活。 但委员的生活、供给关系一律不变，由原所在单位负责。另外，还相应地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1）学习制度。 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住在京外地区的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4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2）请示汇报制度。 委员在学习讨论中反映的重要情况，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编成简报，及时向中央反映。重大问题，专题向中央报告。（3）报告会制度。根据形势的需要， 不定期地组织报告会，请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来作报告，使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策。（4）调查研究制度。除了身体不好的以外， 委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委员们的调查报告，印送中央和有关部门参阅。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顾委建立了一个精干、高效的工作机构。
    1986年上半年，一些省、市、自治区党的顾问委员会，陆续向中顾委反映，希望中顾委能出面召开一个会，建立一些必要的联系，以便沟通情况，交流工作经验，进一步做好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1986年10月30日，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和广州等6市的顾问委员会主任共58人参加（西藏、 贵州没有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交流会，会议由王震主持，薄一波围绕怎样进一步做好顾委会的工作讲了话，他说：“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怎样做工作呢？一九八三年我曾经在黑龙江省顾委讲过三句话，第一句叫做‘宜少不宜多’，第二句叫做‘宜虚不宜实’，再一句是‘宜粗不宜细’。总之一句话，就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我还想作一些补充，总结了几条，叫做‘六要六不要’。”（注：《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薄一波具体讲的六要是：一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四要拾遗补缺；五要学习；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六不要是：第一，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第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第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第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第五，不要当未经中央或省委批准的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第六，不要发牢骚。薄一波重点谈了老干部要在“拾遗补缺”上多动脑筋，在工作上不要同一线的同志发生冲突，这样才能体现成立中顾委的目的。另外各级党组织也应该多关心一下老同志。
    邓小平讲顾委会的工作以“虚”为主，但还要起作用，这就涉及工作做多少的问题，陈云在一次中顾委会上说了一句话，就是“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虽然这句话是就工作和健康的关系讲的，但其中的哲理很耐人寻味。工作多少为虚，如何适度，有人建议制定个条例，规定个界限，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这个报告送到宋任穷处，他批示：这个条例恐怕很难定，定了也未必能有多少帮助。工作的多或少，固然要注意，究竟做一些什么事情，也很重要，我的意思对人、财、物这一类敏感的问题、尽量不要介入，我认为这就差不多。
    从现有资料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看，从中央到地方顾委与一线工作的同志总体上关系处理得不错，老同志都能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但问题也不是没有，如两个“生怕”现象，即一是新班子生怕对老同志尊重不够；二是老同志生怕对新班子支持不够。（注：《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7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新老干部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这些现象很快就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