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宋代括官田时经常提及的积水茭荡田。这类田虽已非湖泽河汊，但尚未成为可耕的塘涂田。理宗时，常熟即有这类田3216亩。另有安吉县境内“陂堰旧有七十二所，盖其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承天田，亦号佛座田，谓层层增高，灌溉不及也”，“储蓄灌溉，全藉陂堰”（注：《嘉泰吴兴志》卷19《渡堰》。）。承天田、佛座田是当地农民向山争地的例证，“层层增高”表明其是梯田。
    对这一地区耕地的增长作定量分析不无困难。范仲淹在景祐年间（1034-1037）称苏州出税之田340万亩；而另一研究表明，苏州在雍熙（984-987）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会超过140万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1235）常熟的耕地数为240万亩，常熟是苏州平江5个属县之一，倘以该数据作为5县之平均数，则这时苏州总耕地数应在120万亩左右，约为景祐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琴川志》卷6《版籍》；周生春：《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与政府的田赋收入》，载《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从垦田增长率来看，显然景祐以后远远超过景祐以前；南宋远远超过北宋。以上分析虽有推断成分，但或可据此把握太湖流域在两宋时期耕地垦辟增加的总体趋势。
    二、水利田的全面建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决定性进步，是与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稍具规模的水利事业，政府的组织作用和管理机能至为关键。《隆庆长洲县志》卷2《水利》指出：“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宋代在财力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积极的支持。熙宁变法大兴水利之时，凡有疏导水患而开决农田时，“即以官田计其顷亩，拨还田户，如无田可拨，即计田给直”；政和六年（1116），徽宗拨封桩米10万石、常平本钱10万贯等命赵霖主持平江水道的大规模疏浚工程（注：《宋会要》食货7之23、24；《吴郡志》卷19《水利》。）。北宋曾给两浙路等下诏：“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把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地方官的常规公务（注：《宋会要》食货7之11。）。兴修水利的诸多内容在宋代不仅作为州县长吏的重要职责，还直接与考课磨勘优劣相联系，使他们对属地水利不敢掉以轻心。
    当地人民深知太湖农田水利的症结所在，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例如，至和二年（1055），调发民夫15.6万工，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宣和元年（1119），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政和五年（1115），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乾道二年（1167），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注：《吴郡志》卷19《水利》；《宋会要》方域17之22；《嘉靖江阴县地》卷16《名宦》；《云间志》卷下《华亭县浚河置闸碑》。）。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
    其次，堤堰斗闸则使疏浚的成果得以维持、巩固和发挥效益。当地人民往往在疏浚同时，就“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再在关键河段，设立斗闸，“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与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垾无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濑，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沟洫有车畎之利”（注：《吴郡志》卷19《水利》。）。其它如嘉祐六年（1061），对六年前疏浚的至和塘“创石堤，疏斗门”，“得膏腴田数百万顷”；熙宁时，“松江堤没，水为民患”，因筑丈高石堤90里，“复良田数千顷”。
    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万多亩，占总耕地数的28.8%（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页。）。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粳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注：《吴郡志》卷19《水利》，卷37《县记》。）。
    在太湖流域水利田的建设中，疏浚和堰闸的功效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每一田块的圩岸修筑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圩岸，有些岸段就是前文述及的堰塘堤坝所构成，但更多的岸段则是围田别建的田塍。圩岸所围之田大小不一，少者数十亩，多者以千计，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田圩之制。当地历来将“大筑圩岸，高围民田”，视为农田水利的要策。嘉祐三年（1058），两浙转运使即建议在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并“令县官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其劝课为殿最”（注：《正德姑苏志》卷11《水利上》。）。政和元年（1111），提举常平司命苏、湖、秀三州令佐主管创立圩岸工程，浙西掀起了兴筑圩岸的热潮，仅平江府就兴修田围达2000余顷。南宋黄震曾针对太湖农田水利建设指出：“田岸之事在民。在民者，在官不必虑；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不得为”（注：《正德松江府志》卷3《水中·治策》。）。他所说的水利之事应指疏浚河道、修建堰闸等大型工程，而田岸之事则指圩岸田塍的修筑维修。正是在发挥和协调政府与农民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两宋时期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为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全面起飞准备了硬件条件。其中不少农田水利工程还泽被后代，为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