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于4月2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经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在这个提纲中，斯大林明确指出：“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1]（p204）实践证明，斯大林提出的这一政策转变从理论上讲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未能变为现实，也根本实现不了。
    一
    远离中国革命的斯大林，对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实际并不了解，所提出的这一政策转变，不符合中国实际。这是不能实现转变的根本原因。
    从斯大林的指示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这时仍然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方面，轻视中国共产党。所谓“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汪精卫等人的手中。而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汪精卫等所谓“左派”日益右转，敌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分共”只是时间迟早的事。共产国际对此显然没有看到。
    汪精卫是1927年3月由法国启程，经德国、波兰抵莫斯科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然后乘邮轮，经海参崴，于4月1日抵上海，4月10日来到汉口。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领袖，骗取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信任，被认为是“指导革命的精明努力的领袖”和“总理最亲信、群众最信仰的同志”[2]。于3月10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竟虚位以待，在一片“迎汪”的气氛中选举汪精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和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政治身价，而汪精卫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4月1日，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等即前往拜访。蒋介石等提出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一是赶走国际代表鲍罗廷，二是分共，态度很坚决，认为必须马上就做。从1日至4日，他们都是商量的这两件事。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言论不仅没有批驳，反而称兄道弟。他对蒋介石等人说，改变总理的三大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又说：“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果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倒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3]这说明，汪精卫内心深处是不反对蒋介石分共的，只是由于刚回到国内，对宁、汉双方实力还不摸底，所以，从谋略考虑，认为“分共”时机未到，“不赞成”立即分共，建议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讨论解决。他明明知道蒋介石反共已铁了心，却在5日又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3]（p2880）。这实际上是为蒋介石辩护，麻痹革命群众。
    4月10日，汪精卫来到武汉，立即换了另外一副面孔，他利用鲍罗廷和陈独秀对他的信任和妥协，在政治上大捞了一把。当天，他便给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副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第二天，他又在武汉民众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以坚决拥护三大政策的面孔大声地说，三大政策是孙总理指使的，“第一，是联合世界上的民众，共同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合国内的一切革命分子，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联共政策；第三，要把全国最大多数最受压迫分子唤起来做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农工政策”，“要使革命胜利一定要按这三条大道走”[4]。
    汪精卫达到了他的目的，被“迎回”武汉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大权轻而易举地逐步被他拿过去了。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揭起叛旗。武汉民众掀起了反蒋怒涛。身在革命洪流之中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不得不作出反蒋的姿态。4月16日，汪精卫发出了斥责蒋介石的“铣电”，电文说：“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且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似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戳”，并声称“不得不断绝与蒋氏合作矣”[4]。
    但实际上汪精卫对武汉的工农运动非常反感。他承认：“当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见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3]（p3860）于是他开始镇压工农群众，“提出制裁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党部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之一切言论行动。”[3]（p3860）自此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接二连三发布禁止工农运动的通告、训令，还解散了湖北黄冈县党部和农民协会。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竟还发出了关于保护军人田产的命令，咒骂农民运动“动摇军心，实可痛恨……以后无论何团体，如再有此等举动，应即将团体解散并拘捕负责人员，依法惩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