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恶化的中国革命形势，再次引起共产国际的关切和不安。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首先分析了“四·一二”政变后的中国形势，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和南京政府的成立，“意味着各阶级力量的重大改组，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就应当以这个新形势为依据”，任何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妥协的企图，都是“对中国革命利益的公开背叛”[8]（p321），今后的策略“应当排除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和妥协，因为资产阶级已背叛民族革命运动，成为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只有进行反对已经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8]（p322）
    紧接着，决议提出了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具体措施，强调必须深入土地革命，在深入土地革命的同时，“迅速大胆而坚决地贯彻执行武装工农的政策”，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同时，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具体办法：（1）应当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在任何时候，共产党绝不能溶化于任何政治组织之中。它应当是一支独立的力量。”（2）应当保证共产党有批评的自由。“共产党不应当仅仅限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把群众动员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来，它不应当放弃自己批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权利”[8]（p326）（3）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通过国民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因为国民党的旗帜，即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不仅仅“是全国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而且还因为“国民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直接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当前形势下，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这种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8]（p326～327）。
    决议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实行的战略和策略：“支持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必须在武汉政府所辖地区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瓦解蒋介石后方及其军事的作用，以期最后消灭之，当然也决不排除在适当时机对蒋介石采取直接军事行动。”[8]（p333）
    如前所述，为了及时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没有把会议决议送来中国之前，先把会议精神电告了罗易。应该说，这次会议的精神，与共产国际七次会议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可视作是对斯大林4月21日作出的政策转变指示的具体反映。罗易收到紧急指示后，曾企图按指示精神去做。为支持在两湖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和武装，他派军事人员去湖南发动暴动，并准备在武汉发动工人罢工，抗议武汉国民政府容忍许克祥。但鲍罗廷知道后大为光火，他生怕此举破坏统一战线，咒骂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荒唐、幼稚、发狂。结果，去湖南的同志出发后，掌管财权的鲍罗廷不给经费，使原计划化为泡影。武汉示威则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集会。罗易也表示撤销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思想右倾的陈独秀，于6月15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回电：“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11]（p325）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斯大林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五月来电精神，从此彻底失去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时机。
    综上所述，“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政策转变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些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够客观地、全面地、准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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