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学界一般以1918年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作为由前期民主主义者转向后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李大钊前后期的思想转折，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新纪元，其意义是划时代的，它代表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李大钊的思想转折是很鲜明的，但这种转折不是断裂而是转换，也就是说李大钊的思想不仅有转折而且有连续，转折与连续的辩证统一是李大钊思想的特征，这一特征体现的是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这种思想的逻辑又反映了历史的必然，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因此，笔者认为，转折与连续是理解整个李大钊思想的钥匙，也是体现李大钊思想价值之所在。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作一些探讨。
    一
    自清末鸦片战争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中国人被迫走上救亡图强之路。但由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的辛亥革命，再到思想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一直是走“以夷制夷”的路，一直是向西走。“五四”改变了这一历史的走向，抛弃了“以夷制夷”的强国梦，提出“民族自决”问题，而俄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成功模式，因而，俄罗斯文明及其崇奉的马克思学说，成为“五四”以后的新潮流逐渐蔓延而势不可挡，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五四”以后的中国大趋势。
    作为这一历史大转向分水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转折。它的前期是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要拿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文化与封建旧文化展开激战，通过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来为民主共和奠立根基。后期是一场社会革命，将改造社会的思路由思想层面扩大到现实的和政治的以至整个社会的层面，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造和全面改造。五四后，胡适说他既要和孔丘、朱熹的奴隶作战，又要和一班马克思的奴隶作战；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前后期的思想转折。
    李大钊的思想转折是这一历史大转折的缩影。
    李大钊的思想起步于对辛亥革命刚结束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思考，早在1912年、1913年写的《隐忧篇》、《大哀篇》即开始了这种思考。他痛感民国的失败：“专制之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注：《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36页。），立志要为建成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培根固本”。因而，他呼唤文豪要“奋生华之笔，扬木铎之声”，承担起启蒙的责任，发展国民教育以增进民德，培植共和的本根--国民思想。李大钊于1913年《文豪》篇中明确提出启蒙思想，比陈独秀1915年《新青年》发动新文化启蒙运动早二年。1916年李大钊留学日本回国后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作为《晨钟》之使命，为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高撞自由之钟。这时期，他的启蒙思想进一步成熟，为彻底铲除专制政治之国民心理土壤--对英雄的依赖，消灭迷信人治之根性，呼唤国民要树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意志。通过唤起国民之自觉心以改造国民性，这与当时新文化派倡导的思想改造是一致的。
    1918年后，李大钊的思想转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其为新世纪的新曙光、新潮流，是“只可迎不可拒”的，他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的方向性转变，选择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拯救中国的导星”，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论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李大钊之所以最早自觉到社会主义新思潮开辟了20世纪的新纪元，最早自觉地完成了思想转变过程，是他思想的独特性使然，这一独特性表现为李大钊思想在转折中具有连续性。
    李大钊的思想始终围绕一个“民”字展开。李大钊认为“唯民主义”是立宪政治的精神根基，要彻底铲除专制政治，必须要消灭英雄史观。他反复论证是众庶、民彝、群众势力、群众之意志、国民之思想而不是英雄、圣人、王者在决定历史，民意代表了公理、正义。这虽然没有摆脱唯心史观，但毕竟强调的是民而不是君、是众庶而不是英雄在历史中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为他的“民彝”找到了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民彝”之所以只能伸不能屈，只因为它代表社会进步的经济力量。他用唯物史观说明“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李大钊由前期众庶、庶民、平民到后期全新的“人民”概念始终贯穿着群众的观点。
    李大钊自始至终高扬“民”的创造性。当辛亥民主共和失败时，孙中山提出“训政”、梁启超提出“贤人政治”，都把“民”视为被动受改造的客体。而李大钊提出的“民彝”是要从“民”的主动性、主体性角度缔造共和根基。自由是“民”的自然本性、自然本能，立宪政治必须基于自由之理。他认为孔孟之真精神是“有我”，思想自由是绝对的主张，国民要觉悟、要培养主体创造的能力，特别是青年更要自觉到“活泼泼之我”、“特立独行之我”，为衰弱中国的振兴复活即由白首中国再生为青春中国承担起创造的责任。在他接受唯物史观后，虽然坚信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法则，是“历史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放弃呼唤人民的创造性和自觉性，人民一定要有“阶级自觉”，不能坐等新境遇的到来而不去努力，坚持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文化观上，他强调东西文明各自要反省、要彻底觉悟，在此基础上实现融合创造新文明；历史观上，他基于历史进步之真理，强调历史主体对历史要不断地改作与重作。
    李大钊具有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李大钊最喜欢用的比喻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矛盾双方相反而实相成，一方言之是对抗，他方言之是调和。对待东西文化、对待新旧文明、对待古今历史他都能辩证解决。对待社会问题，胡适曾苦恼过：先有好政府还是先有好教育？先改造人心还是先改造社会？这一连环怎样才能打破？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不平等，而要想解决经济问题非靠政治手段打破不可，即靠政治的手段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问题，这固然说明他的主张由前期改造思想到后期“根本解决”的转变，由政论家走向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但实际上，物与心、灵与肉、今与古、主义与问题、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李大钊都作了辩证的阐述，体现了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也体现了李大钊兼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双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