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下面将对李大钊思想的三个主要领域展开论述，进一步阐述李大钊转折与连续辩证统一的思想特征。
    政治观政治观是李大钊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他思想的起点也是终点。前期的“民彝”思想，提出“意念自由为生民之秉彝”。“民彝”是民自然之能，是民天赋之德，是民之常性，它的特点就是自由。这是他吸收、融会道家老子的自然观、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民主自由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而独特发挥的思想。他以此来论证政治本自由意志之理，倡扬国民之薪胆精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并且指出伸民彝、彰民彝为时代之精神，自由是民主政治植于国民精神上坚固不拔之基。这是要寻找民主政治背后的精神根源，是为民主政治做理论论证，这是中国式的“天赋人权”说。
    后期将自由从观念层面移向自由的物质基础，提出“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要“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6页。）。民主不是单求打倒一个有君主的国体，而是要走向世界大同，即实现社会主义。将Bemocracy 理解为打破一切特权关系的平等，将精神民主和政治民主扩大为社会民主，是人民民主雏形的最初孕育。
    李大钊最早阐发了列宁关于两种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区别的思想，依据马克思学说批判近代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指出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因而它不能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但李大钊的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民主精神的抛弃，而是赋予更深刻的内容。他把“Democracy”释为平民主义， 指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用民主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肯定社会主义，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和民主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一根本精神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社会主义是世界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翻新蜕化，别开的新面目，别创的新形式，是超越现有西方民主而求得的一种新的更真实的民主。李大钊对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Democracy ）关系的论述表明两者的连续性。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束缚自由，而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社会主义也不是取消“竞争”，而是有“相当的竞争”，因为“社会由竞争而进步”，只是禁绝资本主义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竞争。“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合谐统一。李大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48页。 ）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人政治”再到“纯正的平民主义”乃是民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程级”。这个观点的实质就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既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狭隘性与虚伪性的否定，又是对其民主内涵的继承和发展，民主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这样就把社会主义与民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历史观李大钊前期是“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他结合易学及儒道两家“变”的思想与西方进化论思想，基于宇宙进化来论证历史也是进化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便随着知识不断进步，一时代也便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强调“今”，强调现在，论证与时俱进的客观必然性，说明衰弱的中国必然会迎来青春、迎来伟大的复兴。
    后期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它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李大钊将此认作是马克思发现的历史的根本法则。（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0、 411页。 ）所以他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的历史观”。提出“革命”和“人民”两个概念。“革命”是对“进化”的突破，同样是为了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又需要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自觉能动性，“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办不到的”。
    李大钊始终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固定的，历史有其一贯相联的永远性，历史活动不是循环的、退落的，而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纵然表现为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循环，但这个循环不是停滞、逆反、退落的，而是循环着前进、上升的，表现为螺旋状的进步。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的后面而是在我们的前面迎着我们，全靠我们现在的创造，要我们树立乐观进步的人生观。李大钊对历史观中决定论和能动论的辩证解释，是对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双重超越。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从进化论到革命论一直贯穿着历史“进步”的观念。
    文化观李大钊前期的文化观，是基于进化论和道家辩证思想之上的“调和论”。尽管东西文明互有短长，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但却不能等量齐观，西洋动的文明实居优越之域，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因此，要根本扫荡静止的精神，竭力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6页。）。这才是东西文明真正调和之基础。李大钊将“调和”看成是宇宙的根本法则，调和是对立双方的两存，又是对两存的超越，是对立面的统一，这样的“调和”实质上是综合创造的过程。“调和论”直接导致李大钊将俄罗斯文明作为东西文明之综合的新的“第三文明”。
    后期李大钊用唯物史观说明新文化是应新经济产生的，“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新文明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7页。）东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是性质上的，而且是时间上的，是时代的差异，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要将社会主义的现代新文化从根底里输入社会，知识阶级必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改变落后的农业经济。
    当李大钊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活跃之时，正值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剧烈激荡之期，面对学派林立、思潮丛生的思想界，李大钊受到唯意志论、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交错迭起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之所以形成独特的“青春”哲学、“民彝”思想以及“调和”论，之所以最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李大钊努力贯通古今中西之思想精华，这种通过“兼容”而达到新的创造，是李大钊思想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异于他同时代人的独特性。比如，将中国传统儒家的“日新”说、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辩证法与西方近代的进化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相结合。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对待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态度，探讨并论证唯物史观及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正是这种独特性使他与各种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思想交锋中独具慧识，引导中国历史的正确方向。李大钊对待文化上的兼容并收，是在批判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直接成为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来源。
    总之，李大钊后期思想是对前期思想的深入与发展，而不是抛弃，前后期不是断裂而是转换。谈思想的连续性，并不是要找出相同的内容划等号，而是要揭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那种认为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抛弃了前期的民主主义思想，或者因为李大钊继承了前期民主主义思想而认为他并不是“正统”的“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