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大钊开辟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值此世纪之交，重新理解、反思李大钊的思想历程，将是理论与实践之所必须。
    历史既有间断性，也有连续性，思想文化上尤其如此。这当然符合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规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表明事物的连续性。所以只有把转折与连续辩证统一起来才能正确理解李大钊思想，也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知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转折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以英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实质上是要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为二者架设了桥梁：在理论上他论证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实践上他亲手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李大钊探索并开拓的正确方向，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解决二者的关系奠立了基础，体现了转折与连续的辩证统一。因此，我们可以把李大钊思想看作是孙中山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纽带、过渡、桥梁，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李大钊思想在20世纪思想史上所处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像李大钊这样钻研阐发马克思学说并有建树者并不多，党的理论建设相对薄弱，瞿秋白在30年代曾指出党内患有“营养缺乏症”，直至延安整风和《新民主主义论》发表，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统一的观点，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关系相当合理的阐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对民主的追求日益转变为对革命的探索，对民主只讲阶级性不讲继承性，民主单纯成为革命的手段而非革命的目的，这样的现象曾一度相当突出。
    李大钊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而不是要穷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改造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还未发展成熟时是万万不能打破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才是革命必然发生的根源。回想我们相当长时间内不重视发展生产力，没有把生产力放在最根本的位置，是该“温故而知新”了。
    对待古今中西文化，李大钊一贯主张要在“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基础上作新的创造，而且他始终认为这样的历史使命“断非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责”，他始终在呼唤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以期对世界文明有第二次大贡献。对待传统文化，他挖掘出古代唯物的思想、辩证的思想，对儒道释三家思想精华他都有吸收；对待西方文化，即便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孜孜以求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进步历史观，追溯了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渊源，指出“尤不能信仰科学社会主义，遂将空想社会主义放弃不顾。要知空想者在科学上面亦有功绩”（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14页。）。 并且形象地比喻：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创立的“社会主义”曾这样认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加彻底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由此我们看到，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学说所作的创造性阐发是多么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能采取科学的态度，不拘泥马克思的定论，而且努力将这种“主义”应用于环绕它的实境，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李大钊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毛泽东与李大钊思想一脉相承。国内外有一种观点，将李大钊、毛泽东定为民粹主义者，指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来源于李大钊。（注：参见李泽厚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第1版，第21-25页； 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212-226页。）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如何认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非正统性”问题。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带有中国化的特色，这个特色恰恰表现了李大钊思想的创造性，这个特色恰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即实践唯物主义，而不带有教条主义的僵化特征。
    因此，民主、进步、创造三位一体，是李大钊始终不变的追求，这三大理念贯穿在李大钊思想的始终，这三大精神是李大钊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也是人类需要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想引用李大钊同志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来结束本文：
    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