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再次强调国共合作。决议说：“认为共产党应该抛弃国民党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和它的前途，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加强他们在那里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应该设法使国民党成为真正的民族政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集团”，为此，要“反对国民党中的右派……及其将国民党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企图”，“巩固左派，并与之建立密切合作”，对于中间派，要“进行经常的批评”[12]（p475）。
    以上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其精神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严重错误。
    首先，决议仍然沿袭了对国民党估计过高，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错误。它根本没提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虽然1927年3月3日共产国际在致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指出了必须加强军队的工作，但只限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致使蒋介石叛变革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无力组织抵抗。
    其次，决议虽然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又强调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系时，不要“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12]（p475）这就严重束缚了共产党人的手脚。
    第三，决议既强调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又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可是如何使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统一起来，却只字未提，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方针，这就难以具体运作，使得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两方面呈现出矛盾状态。
    中共五大通过了宣言和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如何开展土地革命以及如何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以保卫革命成果等问题，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因此，上述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共五大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日益激烈，鲍罗廷和罗易的争吵也日益激烈。其实，他俩的争论正好反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矛盾性。鲍罗廷强调了要同国民党保持团结，维护统一战线的一面，为此，他不惜向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让步；罗易则强调了要实行土地革命的一面，但又拿不出具体办法，在许多问题上动摇不定。
    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罗易和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决事变的方法又产生激烈争论。罗易主张反击，在武汉发动政治示威，并组织一支部队，对长沙发动攻击；而鲍罗廷反对派兵，主张和平解决，还说：“我们现在必须向‘右’派让步，继续同他们合作”[10]。
    6月1日，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传到武汉，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唯一解决的办法是“暂缓执行”，于是给莫斯科复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13]；罗易仍竭力主张保持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对汪精卫深抱幻想，企盼在关键时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汪精卫的信任”[13]，并把五月指示告诉汪精卫，铸下了历史性的错误。
    罗易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权比鲍罗廷大，但初来乍到，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多；鲍罗廷权虽没罗易大，但他在中国呆的时间长，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远比罗易大。他们两人长期争论，根本没有认真去研究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政策转变的指示，因而也就谈不上由“孤立”、“利用”国民党右派的政策向“逐出”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的政策的转变了。
    三
    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退让。这是这个政策不能实现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源于他的“二次革命论”。他于1923年4月发表在《向导》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论文便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他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提出了“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降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否认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早在党的三大前后，他就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路线，又使陈独秀的错误有了新的理论依据。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就曾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三个重大问题上作了妥协退让。“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悍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同时下令“清党”，包括陈独秀和鲍罗廷在内，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达190多人。如前所述，尽管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但这也只能是无奈之举。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于武昌召开的党的“五大”上，鲍罗廷与罗易争论不休，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动摇于鲍、罗之间，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文件，在分析“四·一二”后的形势时甚至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比以前应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14]。这就不难看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是何等的相信，还奢望与他们一起“共同担负责任”、“共同担负政权”。而现实却是，日益动摇和急剧向右转的汪精卫，不领共产党的情。中共“五大”虽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但由于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便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希望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去实行。与此同时，不断发出压制工农运动的一道道训令，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问题。然而，5月9日、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讨论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时，结果以“暂时保留”为名，未能通过。这实际上说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企图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去解决土地问题的美梦已经破产，也表明武汉国民政府已抛弃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发动武装叛乱。这时，革命形势更是急剧恶化。中共中央对马日事变曾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息叛乱，但很快又下令停止。26日，中共中央认为“现在既不是推翻他们，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责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又说：“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14]（p250）可见，中共中央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在反革命举起屠刀向革命工农杀过来以后，还要“等待时机”，寻找“中间的道路”，认为武装农民、独立地领导土地革命“太危险了”。这就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贻误了挽救革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