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旬，抗日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军连克我战略要地，形成了围攻南京的态势。为了适应战局的变化，南京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同时决定把几个省区的政务重新部署一番。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张治中挑起了湖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重任。当时湖南为抗战后方基地之一。由于战局的变化，加之地方组织不力，湖南局势动荡不安。伤兵充斥街头，肆意闹事；兵役制度极不合理，征兵情形异常混乱；土匪横行、鸡犬不宁；官风腐败，民气消沉；财政、教育都不合时宜，各种建设未能展开。这所有的一切决定了湖南是很难起到后方基地应发挥的作用的。因此，为了安定湖南这一抗战后方，使之更好地适应抗战，更好地支援抗战，张治中主政后便针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果断的治理整顿，对这一问题，笔者试加以论述。
    一、张治中治理整顿的主要内容
    （一）治理“兵患”、“匪患”以稳定后方秩序
    张治中就任湖南省主席后，伤兵、兵役和匪患三大难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当时的湖南，到处都是伤兵，到处都是逃避抓丁的人口，到处都有土匪的骚扰。整个湖南人心浮动，一片混乱。张治中深知，这种情形若不尽快解决，那就谈不上支援抗战、建设湖南。因此，他到湖南后，就开始了伤兵、兵役和匪患三大难题的处理。
    张治中首先是从伤兵问题开始解决的。当时伤兵问题是很严重的。单就长沙而言，一方面，所有商号、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街上，伤兵三五成群，横冲直撞，滋事事件时有发生，长沙俨然成了一个“伤兵世界”；另一方面，伤兵从车站下来没有得到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人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到处遭冷遇，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不能忍受的痛苦，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急需处理解决。对此，张治中先是颁布了“告伤兵书”和取缔伤兵滋事、 维护治安的布告， 表明了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之后张治中又在1937年11月30日的第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提出了改进管理伤兵的办法：“先以适宜之安顿，继之以相当之禁制，而终之以严格之处理。”[1]并主张充实伤兵管理处的组织。这个办法通过后，即从解决伤兵的生活着手：“使他们有吃、有穿、有住、有用、有医疗、有娱乐”[2]等方面予以实施。具体实施了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步，先垫发一百万元饷款，用以购办卧床、棉被、棉衣裤、衬衣各三万套，同时，在省会和各县搭起供三万人收容之用的帐篷，做医院、休养院和收容所。然后将占住各商店各旅馆的伤兵迁移到这里，使他们感到安顿和满足而没有怨言。
    第二步，入院以后，便施行军事管理，严禁外出；同时将留居长沙的一部分伤兵，分配到驻有兵力的大县；为了便于管理，已经好了的要他们归队，或者编成荣誉团，以避免伤兵乱窜，扰乱秩序。
    第三步，如果还有不听约束或者仍有不法行为的，那就予以军纪军法制裁。
    这样，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处理，差不多完全就绪，长沙方面恢复了安定和繁荣。这样，在政府及人民通力合作下，逐步地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在以后保卫武汉战役中，伤兵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总之，这些措施还是很成功的，它既解决了伤兵的伤痛之苦，又消除了伤兵在地方的滋扰，更重要的是为抗战提供了后备兵员。
    兵役问题的处理。当时征兵制度不完善，招兵情形相当混乱。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招募机关混乱庞杂。当时湖南除了办理役政的机关以外，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有八、九十个单位之多。它们各行其事，使得役政机关无法正常工作。第二，征兵方法不合理。各机关单位采取强征法，实行自由招兵。它们将所需兵额下给各县，县里再摊派给各保各甲，由其保长、甲长具体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那些正直的、关民主地方、体贴民众的保甲长，因他们不忍心采取抓丁法、完不成任务，而被捆缚游街，倍受侮辱。而那些没有修养，心术不正之徒，便利用这个机会勒索民财，甚至利用征兵作私人仇恨报复的手段。这一切造成了全省普遍的恐慌；壮丁大量逃避到城市里来，严重影响春耕；强悍的壮丁不愿被捉当兵，而宁愿流为土匪，民间大兴“买放”，善良的风化和安宁的生活都被破坏。更危险的是，它“种下了军民不合作的恶根”。[3]将影响将来的战局。面对着这样的情形，张治中是相当痛心的，他决心予以彻底解决。为此，他先后召集了两项兵役会议。第一次是1937年12月中旬召集的，主要决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为了统一事权，杜绝纷扰，以加强役政效率，减轻民困起见，呈请中央将各部队在湖南的八十余个招募机关一律撤销；第二，中央每月需要湖南补充多少兵额，由湖南役政机关负责尽力征集。送请中央统筹分配，以裕兵源。”[4]
    这两个办法呈报中央被采纳之后，中央随即制定了“战时募兵统制办法”，通令各省实行。它的实行，不但使地方上免除了纷扰的现象，而且使各作战部队解除了强招强募的困难。经过这样的统制征募以后，役政初步走上了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