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要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合理的、必然的，则要说明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计划经济的创始人列宁曾主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于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是苏联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斯大林把计划经济理论化、系统化，并从1927年开始通过制定国民经济的五年发展规划，把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纳入到计划经济的轨道。计划经济在苏联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只用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其经济实力就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我国解放初期，由于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经济建设环境相对封闭，物资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时代，国家必须大量投资搞建设。同时，国民经济生活比较简单，推行计划经济，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规划，进行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时代是相适应的。事实上，计划经济在我国也产生了奇效。50年代我国仿效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基础，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推行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把私营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整体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
    第三，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主观动因。1840年以后处于全面衰退的中国，又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连年战争，赔款割地，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已穷困不堪。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对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渴望更加强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为了迅速地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然要求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就是计划经济，其可行途径就是对私营企业的改造，使其能迅速地为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总之，从巩固政权的客观需要，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人民赶超西方国家、建设强大祖国的主观意志，必然要做出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的正确选择。
    二、对当前私营经济重新发展的理论思考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最终要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基于政治因素，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只能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甚至反复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私营经济在被消灭了20多年以后又获得了再生，尤其到90年代进入了超常态、跳跃式发展的增长阶段。据统计，1989～1995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均注册资金由9.3万元增加到40万元，户均雇工人数由18人减少到13人。增加资本投入，减少雇工人数，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最近年来私营企业规模扩张的主要标志[5]。私营经济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且涉足高新技术市场。1995年底，从事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有31.7万户，比1994年底增加48.4%[6]（P714）。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由待业、退休、社会闲散人员为主转变为在职技术人员、工人、高校教师为主。1998年底统计，私营企业的从业人数是1709.1万人，而国有企业是8809万人，个体从业人员是6114.4万人[7]（P133,155,156）。与50年代比，现在私营资本增长40倍，雇工增长7倍，企业主增长10倍，与国有企业、个体户形成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历史的回复？理论界必须作出回答。我们认为：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丧失了国营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环境。古人说“法久生弊”，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第二次科技革命是适应的，但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不适应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要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加入世界经济竞争，参与国际分工，使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普遍联系、相互渗透，才能日益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上的差距。计划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其优势已不明显，而局限性却充分暴露。突出地表现在：计划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缺乏效率，经常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生产的低效率。在计划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入的增加，而不是来自效率的提高。1953～1978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29.5%，1982年和1983年的积累率依然维持在29%和30%[8]（P254）；计划经济还逐步演化为权力经济，而权力一旦失去监控，便滋生腐败，加重了资源的无效配置；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僵化体制，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受到限制；新技术的应用率非常低，在社会上还形成了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作用的怪现象；国营企业长期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吃“大锅饭”，没有培育真正成熟的企业和企业家；长期的高积累必然导致低消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造成群众对政府不满，影响国家的稳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经济活动在全球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面前显得僵硬，不能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需要。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宣布要在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充满竞争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只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竞争局面，促进整体经济效益提高，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私营经济获得了存在的制度环境。
    第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是私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客观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低，底子薄，大面积的高原、山地、沙漠和丘陵，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的手工业并存，重体力劳动占相当比重，尤其是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仍在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与这样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必然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发挥作用的表现。私营经济的复活，正是历史本质规律的牵引所致。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9]（P379-380）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对当代中国国情的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仅具有客观基础，而且具备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