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教、卫和科研等方面，也有“高产卫星”出现。河南遂平县10个基层公社到1958年8月底，创办了各种“大学”570多所，学员达10万多人，基本上做到了每个社员都上大学；河南登封县竟在两天之内建起了44所“红专大学”，入学干部群众达11.7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黑龙江省于1958年在全国率先宣布已消灭了文盲。某师范大学一个文学班26个人苦战四昼夜，竟“读”了290部中外名著，编出了一本文学史大纲。[16]湖南华容县对生猪进行“三割催肥法”（割除尾巴、耳朵、甲状腺）试验，居然可使生猪一天长肉14斤。[17]这些成绩和数字也纯粹是编造出来的。
    从上面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归类，我们不难看出，不自觉浮夸主要出自上层，自觉浮夸主要出自基层，而且这两种表现形式是相互联系的。一般来说，自觉浮夸是不自觉浮夸的产物，自觉浮夸反过来又促使新的不自觉浮夸产生，如果不能及时刹住这种歪风，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过高的目标、指标和不切实际的口号，必然会导致虚报成绩和放“卫星”。当时把能否完成上级指标任务作为衡量干部政治素质高低的主要标准，基层干部完不成上级高指标任务，就只能浮夸；还有一些干部，大话说在前面了，最后完不成任务，也只能说假话。虚报成绩和放“卫星”反过来又会误导决策者，导致新的更高的目标指标和更加不切实际的口号的提出。因此，全面认识大跃进“浮夸风”的两种表现形式，有助于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防止和识别浮夸现象。
    二、大跃进“浮夸风”的基本特点
    大跃进时期的这场“浮夸风”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这场“浮夸风”是从1957年9至11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刮起的，到1958年上半年进一步蔓延，下半年进入顶峰。1958年底，毛泽东和中央发现了“浮夸风”，并开始纠正，到1959年上半年，“浮夸风”的势头有明显减弱。1959年7至8月庐山会议错误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浮夸风”又有所抬头。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后，“浮夸风”才基本停息，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大跃进运动始终，前后长达三年左右，尤以1958年为甚。
    第二、涉及的范围广。既然浮夸成风，足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首先，是涉及的地域范围广。这场“浮夸风”刮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1959年才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浮夸。其次，是涉及的行业领域多。这场“浮夸风”不仅涉及到了工业、农业，还涉及到了交通、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科技、理论研究等诸多领域。在工业领域又涉及到了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诸多部门；在农业领域，发射过“高产卫星”的农作物、蔬菜，水果品种共达30多个。
    第三、浮夸程度惊人。仅以粮食产量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单产量依北向南只有100多斤到400多斤不等，其中小麦平均亩产只有110多斤，水稻平均亩产只有350多斤。可是，据《新华半月刊》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58年9月25日，全国各报纸发布的全国农产品高产纪录中，小麦亩产在5000斤以上的“卫星”达11颗，水稻亩产在30000斤以上的“卫星”达19颗。[18]如果参照1957年我国粮食单产的平均数字，这些“卫星”就被夸大了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一百多倍、数百倍！1958年全国小麦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竟然分别是1957年小麦和水稻平均单产量的78倍和370多倍！1958年底，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公布了一个保守数字：195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3700亿斤增长102.7%。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仅比1957年增产2.5%。也就是说，1958年底公布的粮食总产量这一保守数字其实一点也不保守，它比实际数字夸大了87.5%。
    第四、牵涉的人员多。首先是参与浮夸的人多。在大跃进运动中，参与浮夸的人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可谓人数众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各协作区和省、地、县，都制订了一系列的高指标，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他们的浮夸一般属于不自觉浮夸。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及绝大多数县以上干部并不主张搞浮夸，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了“浮夸风”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只有柯庆施等少数人提出要“七分实干，三分浮夸”，属于自觉浮夸。不少基层干部为突出自己所在部门大跃进的成绩（实为突出个人），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和产量；一些群众由于对“浮夸风”的危害缺乏了解，加上担心受到打击或出于某种利益上的考虑，默许、迎合甚至参与了浮夸。这些干部和群众的浮夸一般属于自觉浮夸。其次，是相信浮夸的人多。不仅中央相信，省、地、县相信，一些群众也相信。毛泽东相信中央所提目标和指标通过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可以实现，他相信我国的粮食产量已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一度有过“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担忧。陈毅、陶铸等领导同志也发表文章，对浮夸深信不疑。当时的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中，除了陈云等极少数人表示怀疑外，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了浮夸。直到“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党和人民群众才怀疑它，反对它。
    第五、危害大。首先，这场“浮夸风”是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而它的蔓延又使党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直接导致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失误，诸如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行高征购政策，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继续跃进”、“更大跃进”等，这些决策失误又加重了大跃进运动的灾难。其次，“浮夸风”使我党以为大跃进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而相信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了。因而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夸风”是“共产风”的源头之一。再次，“浮夸风”使整个社会大话、假话成堆，严重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既误国害民，又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搞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此外，浮夸报道也有损于我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