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定冲击。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相反各非正规的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曲了大众政治文化。文革十年间，广播电台增加了12座，发射总功率也增长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P233）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他种种政治言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大权，极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4]（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还有简短的“打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二是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7]（P6、P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大街刷上瓦”，[8]（P233）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各种肢解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辅导材料满天飞。这些都是制造个人崇拜，传播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三是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的照片、图像，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章达到空前狂热的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四是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五是“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像符号于一体，是“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秩序”。[9]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0]以立新、文革、卫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文化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仅仅再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1]（P119-120）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就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