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庭政治化作用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用极具特色。一般说来,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的。与此相反,文革时期的家庭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头脑,阶级情感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7](P39、P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向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反动集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和)。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2]汪玉凯。政治主体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3]王人博,程燎原。论法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4]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Z].北京:国防大学,1988. [6]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 [7]张鸣,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8]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 [9]于东升。孤寂而冷漠的花朵--且说样板戏[J].青年思想家,1992,(1):36-45. [10]李炳印。“文化大革命”时期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J].青年思想家。1991,(4):39-43. [11]秦晓鹰。历史的错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2]郭笙。新中国教育四十年[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13]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4]J·密尔。论自由[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