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成为他自己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主体为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
    首先，设置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12]（P36、P38）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林彪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13]（P31）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
    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实践--搞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
    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
    总之，所有这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这种做法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14]（P1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