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
    美国首先提出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中英新约在1943年1月与中美新约同时签署，美国在其中起了双重的促进作用。
    首先，美国对英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促使英国同意与中国订立新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英国政府曾于1939年1月14日、1940年7月18日和1941年6月11日公开宣布，准备在远东军事行动结束以后，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仍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注：1942年10月10日英国政府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声明，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751页。）；英国政府内围绕是否放弃治外法权以及放弃此项特权的时机出现过激烈的争论，而往往是顽固派占上风。英国之所以能在战时而不是战后即与中国缔结新约，美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美国之所以积极促进英国采取行动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出于战时的军事考虑，美国政府主要和直接的目标是使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力投入太平洋战争，因而，需要给中国以政治上的支持。在这一点上，英美政策有其基本一致性。（2）从全球利益出发，美国、至少是罗斯福政府希望中国能成为战后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注：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Vol.1,1963,p.33.），所以，力图在政治上试图扶植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决策者意识到战后世界将会有大的变化，老的殖民帝国将寿终正寝，但大国之间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战后世界将在大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秩序，而美国应当是这种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在亚洲，美国希望把中国包括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具体地说，一是希望中国能变成“在远东协助管制日本的十分有用的大国”（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译本，下册，第348页。）；其次，力图使中国成为抗衡苏联的一种力量。他在开罗会议前夕与其密友、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合作为基调。”（注：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51,pp.170,151.）也许罗斯福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预见到“中国至少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而且可能出现类似19世纪后期的日本那样的发展。因此，他警告说：“最好是把四亿中国人当作朋友，而不使他们可能成为敌人。”（注：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435页。）因而，为了美国的利益，需要提高中国的地位。（3）大英帝国是老牌殖民帝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大的殖民利益，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为获取与其世界大国相称的地位，亟欲取代英国在远东和世界的地位。从这一点出发，美国成了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它抛弃帝国外部标志的主要策源地。促使英国放弃在华特权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丘吉尔在评价二战时期中国的“四强”地位时曾说，美国政府扶植蒋介石政权是为了“取消英国的海外帝国”，更换英帝国财产的名义（注：丘吉尔在1942年10月21日给艾登的备忘录，转引自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第155页。）。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美国于1942年8月决定即时放弃在华特权，主动向中国建议缔结一项简明条约，并于8月27日饬令美国驻英大使魏南特将美国的决定通知英国，并将美国所拟条约草案送请英国表示意见。同年9月8日，英国正式答复美国，英国政府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由英、美两国合作解决此项问题的建议。
    其次，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加了压力，迫使中国在中英新约谈判中放弃解决新界问题的努力，委曲求全，同意签署未能彻底解决英国在华特权问题的中英新约。新约谈判列入日程以后，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应包括解决香港问题，尤其是九龙租借地（新界）的问题，在英国的顽固和蛮横面前，中国曾坚持要解决新界问题，谈判曾陷入僵局。1942年12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紧急致函美国驻英临时代办，解释英国政府的立场，并声言即使谈判破裂，也决不在新界问题上让步，希望在对华新约谈判中一直与英国合作行事的美国政府运用其对中国的影响，避免谈判破裂。英国此举实际上是要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虽然美国政要和公众舆论对英国殖民主义多有批评，但面临谈判破裂的关键时刻，美国支持的还是英国而不是中国。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英大使魏南特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向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对中方“经常节外生枝感到不快，虽然租借地问题是中英两国间的事，但美国也关心此事，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治外法权问题的顺利解决”（注：FO371/35679.）。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蒋介石集团在英、美的联合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威胁下，被迫放弃对九龙租借地的要求，批准签署中英新约，对英国作了根本性让步。
    五结论
    中英新约从法理上废除了英国在中国享有的一系列特权，是中国打破百年来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要转折。但考虑到：（1）中国早在20年代已开始积极地反对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至30年代初，中国已在好几个问题上赢得了胜利，而且，假如没有日本的入侵，她会以更大的力量去反抗不平等条约；（2）也由于日本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英、美实际上已无法享有握之已久的特权；（3）在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精卫政权签订了盟约，“放弃”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一系列特权；（4）更主要的是中英新约并未解决香港的问题，因而，所谓的“新约”并未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只有在这些背景之下来估价中英新约的意义，才能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
    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新约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个西方大国远东和全球战略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英、美推行其远东和全球战略的政治工具。
    对于英国来说，欧洲是决定其生死存亡之地，在远东虽然也有其巨大的殖民利益，但相对于其本土利益则处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英国在远东仍有其不忍舍弃的利益，特别像香港这样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要地，就更不能放弃了，因而在“欧洲第一”的前提下，其远东政策的第二个原则便是尽可能维护其远东殖民体系，甚至在其殖民利益遭到日本的扫荡以后，英国也不忘在战后恢复其战争中失去的利益。在英国统治集团看来，远东的战争既是反法西斯战争，又是维护英国殖民利益的战争，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将后者摆在首位。但要维护远东的殖民利益，不管是对抗日本的侵犯，还是对付中国的民族主义，英国要想有所作为，都需要足够的力量。鉴于自身力量的不足，英国远东政策的第三个要点就是坚决拖住美国，英国在远东的重大行动都必须有美国的参与，以加重其行为的砝码。其四，英国既希望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又不愿意中国强大，害怕一个独立、强盛的中国会对其在亚洲事务方面的发言权提出挑战，更担心中国会成为亚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榜样、抗衡大英帝国的中心。这些战略决定了英国在华特权撤废的有限性。
    对于美国来说，虽然在东亚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比起在欧洲的利益，这种利益则处于次要地位。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美、英之间就会表现出传统的、“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从而提高了中国的世界声望和国际地位，为促使英、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创造了条件。但是从国际权力政治的观点来看，中国还是一个二等国甚至更低等级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历史和现实、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以及附着于此种社会状态的国民党集团的软弱妥协也是决定1943年中英新约之结果的重要因素。
    由于以上诸因素的交互作用，英国放弃了以领事裁判权为核心的一系列特权，同时又保留了在香港的特权，使香港问题成为影响中英关系全局的重要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