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判断战争局势给我们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1）坚持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辩证统一。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观察世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形势等问题时，一直坚持从政治、经济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在他的晚年，又更多地注重国际政治斗争和政治态势的变化，而或多或少地有忽略对国际经济形势、经济斗争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以及分析这些变化对国际政治关系影响的倾向。因此，在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转化条件时，主要运用的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把侧重点放在政治上，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一著名的战略判断便反映了毛泽东观察思考问题的这种方式。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战争与和平的相互转化时，曾经指出：“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一个是政治角度，一个是经济角度。”这就是说，邓小平同志在判断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条件时，更加注重对现实利害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分析，把对政治矛盾与经济矛盾的分析辩证地统一起来。他的著名的“东西南北”矛盾论，就是典型的范例。所谓“东西”是国际政治关系，“南北”是国际经济关系，但政治与经济是相互包含的。邓小平同志把二者统一起来思考，对战争与和平的转化条件作出了正确判断。
    近几年来，江泽民同志分析战争问题，总是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一并分析，强调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已上升为首位，同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仍起相当大的作用。从而比较准确地判断了战争局势。
    （2）应充分发挥民主科学论证。领导核心对战争局势的判断事关重大，因此，既要发挥个人的才智，也要注意发挥领导集体甚至更大范围人员的智慧，反复论证，以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60至70年代，中央党内有一些领导人对当时军事斗争形势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譬如：陈毅在1959年就曾指出，总的说，美国目前还不想打大战，而是想搞局部战争。建国后长期担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在1962年9月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建议，在世界人民力量超过反动力量、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情况下，不要过份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引起毛泽东同志的应有重视。
    （3）应严格限定军事斗争准备的范围和程度。军事斗争准备以可能发生的战争需要为前提，着眼适应未来战争和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战争需要。而确定军事斗争准备是局限于军事工作范围，还是扩大到军事工作以外的更大范围，事关重大。在这方面，过去我们也是有教训的。在60-70年代，我国应付世界大战和应付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全民备战。如果较为客观地估计战争形势，把准备“大打”主要局限于军事工作范围，较少干扰国内和平建设的正常秩序，就像50年代那样，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了。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全面备战之车没有刹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我们国家对军事斗争准备范围和程度的限定应注意既要保证战争需要，又要尽可能地使国家经济建设不受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