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斩断了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屈辱联系，但新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主义的政权，它一开始就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经过50年的发展，新中国实现了从“大而弱的国家”到“多极世界中比较强大的一极”的历史跨越。但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施弱国战略的客观基础并未消失。由于新中国早期对美政策是中国弱国战略逻辑展开的起点，它实践和表达的“独立自主、不畏强暴、主权至上、平等互利、对外开放”等基本理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所以，特别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建交失之交臂再思考
    表面上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在前，7月1 日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不能访问北平在后，似乎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关闭了中美建交的大门。于是，现在流行着一些假设：假如中国不搞“一边倒”，而像张治中先生主张的那样“兼亲美苏”，与美苏都建交，不仅抗美援朝战争可以避免，而且中国早已统一，不会有台湾问题，经济发展得会更好。按照这些假设的观点看，新中国的外交决策等于是为自己设置了障碍，制造了麻烦。但是，这些假设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并非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愿与美国建交去搞“一边倒”，而是强大的美国藐视甚至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建交。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基本上都抱着接纳美国的开放态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最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早在1916年，毛泽东作为一个青年学子就主张中美“亲和接近”。他曾写道：“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欣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1]（P52）。1944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人，“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2]（P333）。 抗战后期，中国在同盟国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我党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国。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方针，隆重热情地接待了美国官方的军事观察组。在此期间，有三方面材料很能反映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基本思想：一是《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二是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毛泽东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介石选择内战道路。三是《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的一段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2]（P377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的态度是明确的，对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的期待之情是热诚的。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并没有赞成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没有赞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得到胜利。恰恰相反，美国把国民党当作中国的政治中心，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这大大地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并未变得盲目排外。
    1948年，美国一步步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酝酿“脱身”政策，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一直怀疑观望，即艾奇逊所谓的“等待尘埃落定”。特别是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美国采取了“狡兔三窟”的政策：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一面与李宗仁周旋，一面等待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克拉克代办随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到广州，一面维持与蒋介石的关系，一面与各种反蒋分子接触；原驻华公使默钱特以非常驻人员身份到台北“监督”领事馆的工作，既表示无意支持蒋介石盘踞台湾，又实际上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为贯彻分离台湾政策作准备。美国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密切注意。因为它不仅没有像苏联大使那样同国民党政府去广州，相反，将最高级别的使节留在南京，并且显示出抛弃蒋介石的迹象。因此，毛泽东判定“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2] （P543）。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讨论了建交问题上的两种方案：一是帝国主义提出足以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但我们可以采取积极办法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活动；一是也可以等一等，不急于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肃清内部，避免麻烦。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于是便综合起来。即尽管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决定采取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我们就准备在条件具备时与他们按平等原则谈判建交。由于南京解放后，美国和多数国家的旧外交人员仍留在南京，明显是在等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于是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这个时机，于4月30日向他们宣布了与新政权建交的条件， 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P1461）这里的“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语，郑重地表明了新政权不是孤立主义的或半开放的政权，而是主张全方位开放的政权。开放对象当然也包括美国。并且在此之前，即4月上旬，周恩来已派黄华随南下工作队赶赴南京， 并指示他可以与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5月初，司徒雷登提出要与黄华见面。 10日，毛泽东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作非正式谈话，以侦察美国政府意向为目的。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应该申明，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以免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对于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4]（P87-88）。这里毛泽东似乎对美国不积极不热情，但其不断绝、作观察、作建交准备的庄重态度却是很明显的。6月上旬， 司徒雷登又表示希望访问北平，与周恩来会面。经周恩来指示，6月28 日黄华正式答复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2]（P549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司徒雷登作更高级别的对话，谋求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从4月30日到6月30日，美国政府并未认真对待和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交条件。假设当时美国立即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撤退其在华的武装力量，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么新中国必定会与美国建交，而不会在6月30日宣布“一边倒”。
    然而，美国给中美建交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1949年5 月13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并不拒绝承认新中国，而是给予有条件的承认。最关键的条件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这就意味着新中国必须承认和履行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严重侵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显然，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铲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已任的中国共产党是不能接受这一条件的。美国企图将西方世界的外交传统施之于一个百年来深受列强侵略压迫，现在依靠人民革命力量胜利而站立起来的新生国家，既不道德又不现实。美国决策层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从弱者的地位出发有求于美国。因此，只要美国伸出“承认”之手，中国共产党就会迫不及待地同美国建交。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独立自主的决心，低估了中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坚定意志和力量。美国人的优越感成了他们判断新中国的障碍。其次，美国不肯放弃援蒋联蒋的反共基本原则，不肯放弃它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介入中国事务，同时又在全球“冷战”中不断与苏联抗衡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立场，遂以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强烈批评而使国务院处于尴尬境地；引起美国盟国的误解，认为美国出尔反尔，率先破坏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政策；更重要的是将会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威望等项理由，于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第2天， 傅泾波将此决定转告黄华。这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2]（P1325）。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决定并不感到惊奇。事实证明，中国人民珍惜同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又在讨论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并且杜鲁门曾于1950年1月5日正式发表声明表示放弃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政策，但那不过是诱惑中国疏离苏联的伎俩罢了，并未准备付诸实施。即使如此，它仍然显得那样犹豫、滞后和被动，也显示出美国在中国不受欢迎后又舍不得离开中国的于心不甘的失败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