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德国在被分裂了45年之后戏剧般地重归统一。目前有关论者在论及德国重新统一的原因时，往往从直接原因论述较多，诸如：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理论、东欧剧变提供的历史性机遇、科尔政府有关统一的努力和主张、苏美英法对德国统一的态度等。但深入分析，6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上台后所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无不与上述因素有关。本文试探讨勃兰特“新东方政策”与德国重新统一的关系。
    一、新东方政策的核心是解决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问题
    德国战后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这是希特勒狂妄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二战结束后，德国被苏美英法分区占领。由于“冷战”，美苏在欧洲展开激烈争夺，1949年，美英法在西战区合并的基础上以多党议会制模式建立联邦德国，而苏联在德国东部以人民代表大会模式以统一社会党为基础建立民主德国。两个德国建立后，面对东西方对抗的局面互不承认，西方国家竭力主张“通过自由选举产生能与之签订和约的全德政府，以促成德国的统一”[1]（P292），而苏联则坚持“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为一个中立化的统一的德国”[2]（P137）的主张，避免德国统一后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美争夺激烈，1954年西方国家和联邦德国签订《巴黎协定》，解除其战争责任，允许其独立后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组织，1955年苏联组建华约集团与北约对抗，两个德国成为东西方斗争的前沿。为了使德国分裂长期化、固定化，1955年底苏联先后和两德建立外交关系，率先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事实，不再坚持德国统一的立场。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拒不承认民德的合法地位，但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和强大，尤其是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后，美国在德国问题上也不得不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因而从60年代开始，美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缓和”的态势，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缓和”，加强对苏东国家经济、文化方面的渗透，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这样德国统一问题被搁置下来。
    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自1949年建立以来，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长期推行以“对抗”求统一的强硬方针，在国际社会奉行单独代表权主义，不承认民德的合法地位，不承认战后东部边界的变更，凡是和联邦德国建交的国家一律不得和民德再建立外交关系，鉴于“苏联是四个战胜国和占领国之一，它的同意对德国重新统一……是不可或缺的”[3]（P230），民德与苏联的关系则是个例外。阿登纳强硬的外交政策持续到60年代中期，在东西方大国相互搞“缓和”和不再坚持德国统一的背景下已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民主德国为争取更多的国家的承认，则公开宣布两个德国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放弃了国家统一的立场和“一个德国”的原则，国际社会承认民德的国家越来越多。面对国际社会纷纷承认两个德国的现实，德国的统一问题陷入僵局。
    国家的分裂违背了民族的根本愿望，不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早在50年代，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强烈批评阿登纳“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进入60年代，美苏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分别调整对欧洲和德国的政策，以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及时察觉到了这个变化，提出了顺应苏美“缓和”的潮流，既利用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向东方推进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一面，又利用苏联要求西方承认两德及欧洲现状，要求加强经贸关系的一面，立足西方阵营，打破联邦德国与苏东的对抗局面，全面“缓和”和改善同民主德国的关系，“以接近促进演变”，以求将来德国的重新统一。社民党的这种“以接近求统一”的东方政策和阿登纳基民盟“以对抗求统一”的东方政策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被称为“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的核心是解决德国重新统一的现实道路问题。德国的分裂是美苏争夺欧洲和“冷战”的结果，美苏的对德政策左右着德国分与合的历史命运。美苏关系的改善，要求两德之间建立一种实质上的国与国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表面上使两德的分裂固定化，但实际上有利于克服两个德国互相对立和相互疏远的状况，必然加深民族间的联系和民族认同感，为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积聚条件。为此，必须承认民德的现实存在和战后欧洲边界现状，在改善同苏东国家关系的过程中，既开拓东欧新的产品市场，又能增强对苏东国家的影响，实现“以接近求演变”的长远目标，这才是在现实条件下，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现实道路。
    二、“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准备了条件
    1963年，阿登纳在连续执政14年之后辞职，至此，联邦德国强硬的东方政策开始松动。1966年，基民盟被迫和社民党组成联合内阁，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从而结束了二战后保守党长期垄断政坛的局面。1966-1969年，联合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社民党的推动下陆续地表现出灵活性，开始由旧的东方政策向新的东方政策转轨。1969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第一次组成以自己为主的政府，勃兰特出任联邦政府总理，从而使“新东方政策”得以全面实施。
    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首先考虑的是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从1969年底至1970年8月，经过几轮会谈和协商，两国终于签订《莫斯科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一致同意相互放弃使用武力并承担义务，只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联邦德国承认欧洲现存边界，承认民主德国为主权国家（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关系），并声明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缔结相应的条约。此约的签订，解决了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它构成了“新东方政策”的基础，为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谈判铺平了道路。
    在与苏联谈判的过程中，联邦德国就着手和波兰就承认不承认波兰西部边界、战后仍居住在波兰的德意志人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谈判，同时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就历史遗留问题开始间接谈判。经过艰苦的努力，联邦德国与波、捷终于在1973年底签订《华沙条约》和《布拉格条约》，建立双边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此过程中，和保加利亚、匈牙利也同时建交，并和南斯拉夫恢复外交关系。
    最为棘手的是两德之间关系的改善，这不仅涉及两国之间关系的定位，同时也涉及苏美英法共同管制下整个柏林的地位问题。东西方出于“缓和”的需要，1970年3月，苏美英法举行四国共管柏林的谈判，经过激烈的争论，9月四国草签《四国柏林协定》，规定东西方为“消除紧张局势和避免纠纷”，苏联同意西方三国的声明，“维护和发展柏林西部各区与联邦德国的关系”，西方各国承认，“这些地区如同迄今为止的状况一样，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并且也不由它进行治理”。[4]（P129）
    《四国柏林协定》的草签，规定了四大国继续维系柏林现状的责任，事实上苏联承认了西柏林在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上同联邦德国的联系，调和了东西柏林间的有关争执和矛盾，为两德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但两德之间的谈判并不顺利。关于两德关系的定位，民德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而联邦德国则强调两个德国“有责任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不互为外国”[5]（P298）。尽管如此，两德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就双方交通、旅游、货物过境等问题展开对话，几经周折，1972年5月签署《交通条约》，规定双方“在相互和互不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在最大可能范围之内保证便利和尽可能适当安排进入和通过其领土的交通”，联邦德国公民“每年可多次前往民主德国探亲访友，从事商业、文化、体育、宗教和旅行活动”，民德公民“无需提出任何担保可以前往联邦德国处理紧急家庭事物”[4]（P205）。双方口头声明并一致同意将西柏林也包括在这个条约之内。
    《交通条约》签订以后，双方就建立全面关系展开谈判。谈判的难点仍在于两德关系的定位，联邦德国仍坚持民族不可分割的立场，强调两国不互为外国，是一种“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民德重申“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比另一国具有更高或更低的国际法地位”，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尽管双方各持己见，但要求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是强烈的，形势的发展要求双方寻求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1972年10月，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民主德国放弃了互派大使的要求和在签约时必须写入按国际法承认民主德国的条款；联邦德国也不再坚持把“一个德意志民族”、“两个国家”的提法写入条约。12月21日，双方代表正式签订《关于德意志联邦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德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将遵循联合国宪章中确定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一切国家主权平等、尊重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自决权、维护人权和互不歧视的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的正常睦邻关系”；“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在国际上都不能代表另一方或以另一方的名义行事”；“两国中任何一国的管辖权都限于本国领土之内”；双方保证“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现存边界现在和将来均不可侵犯”；双方准备在关系正常化后将签订协定，“发展和促进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司法往来、邮电、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及其他领域的合作”。[6]（P179-181）很显然，条约在广泛的领域使双方达成了共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73年，两个德国都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实现了联邦德国同苏东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尤其是两德之间的坚冰被打破，为两个德国的交往打开了闸门。从1971年至1979年，联邦德国居民到民德旅游、探亲的达400万人次，从西柏林到民德的近2500万人次；民德居民前往联邦德国旅游、探亲的也有1300万人次。与此同时，两德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到1980年双方换货贸易额达100亿联邦德国马克以上，两国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间的密切交往使民族不可分割的情感日益融合，民族的认同感日益增强，潜意识的民族必将统一的信念正在形成。其实，民德“也不愿意真正使德意志民族长期分裂下去，而是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包袱太沉重了，受外部条件主要是苏联的影响和制约太强烈了”[2]（P329）。正是两德之间的密切交往，为德国的重新统一注入了精神信念，以“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为开端，潜在地不断地为德国重新统一积聚着力量，这就为1989年德国重新统一的提出准备了必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