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东方政策”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深远影响
    1974年勃兰特因纪尧姆事件（勃兰特的私人秘书纪尧姆因替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但其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并未被其后继者所废止，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施密特执政时期（1974-1982），还是基民盟重新上台科尔政府执政时期（1982-1990），这种“以接近求统一”的政策实质上都没有改变，因而“新东方政策”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新东方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加深了两德之间的关系。施密特执政时期，美苏关系因苏联入侵阿富汗由“缓和”转向对抗，进入新的“冷战”时期，但联邦德国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奉行既立足于西方，又同东方发展关系的“双轨政策”，为德国的统一同时从东、西方积累有利条件。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进一步扩大经济上的合作，与民德的经济贸易以国家内部关系去处理，使民德从中获取十分优厚的条件和好处，1980年联邦德国对民德的财政补贴和直接付款总金额达20亿马克。双方交流、探亲、旅游人员进一步增多，1981年两国领导人还首次实现了互访。1982年科尔上台后，继续推行由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政策，既加强与美国和西方联盟的关系，同时又不激怒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将来德国的重新统一耐心地积聚条件。从1982年到1986年，科尔在多种场合明确表明了德国重新统一的立场。在对民德的关系中，为维系民族感情，联邦德国平均每年以不同形式和各种名义，向民德提供各种款项达20亿马克以上。1987年，联邦德国把发给每个到联邦德国旅游和探亲的民德人的“欢迎费”，由原来的20马克提高到100马克。民德人在联邦德国乘坐火车，票价可优惠50%，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或出入文娱场所，不是免费就是优惠。
    其次，“新东方政策”对美苏关系的“缓和”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形成间接和直接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东方政策”推行后，苏联同联邦德国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对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对裁减军备和欧洲安全问题进行谈判和协商，这对美苏间的缓和和裁军谈判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经济上，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使两国成为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伙伴。1969-1982年，联邦德国对苏联出口由15.8亿马克增至93.9亿马克，从苏联进口由13亿多马克增至113.5亿多马克。联邦德国利用经济、技术、地缘上的优势，使苏联经济对西欧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80年代中期后，苏联的经济开始持续下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但在改革方向上却日益错位，其“新思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成为其追求的目标，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全面溃退，使德国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终于来临。
    第三，“新东方政策”对东欧剧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使民主德国在剧变中风云突起，局势动荡不安，大批公民出走联邦德国，最终导致柏林墙坍塌，两德的统一水到渠成。“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使联邦德国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文化、教育和人员的交往日渐频繁，由于地缘优势，联邦德国成为西方国家中对东欧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经济上，东欧国家在80年代改革不力，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且对西方国家依赖严重；政治上，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政策的攻势下，受戈尔巴乔夫“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进行合作”的思想影响，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热衷于走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制”道路，1989年风云突变，东欧社会主义政党相继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开始“和平地渐进地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受东欧剧变冲击，民德公民大批绕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出走联邦德国，迫使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多年的统一渴望转眼间汇聚成要求两德统一的滚滚浪潮，联邦德国抓住这久久等待的历史机遇，不失时 机地提出了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民德统一社会党最终放弃社会主义的选择并在自由选举中败北，民德新领导人同意按照科尔提出的统一方案，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美英法面对德国突如其来的统一浪潮，稍经犹豫之后终于站在联邦德国一边。为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条件，美国提出苏美英法和两个德国都参加的“2 + 4方案”。几经协商，两德承诺德国统一后永久承认欧洲边界现状，苏联同意德国统一后可继续留在北约，并将分阶段撤走驻守在民德的全部军队，四大国共同声明放弃对德国占领的最终责任，1990年10月，德国在二战后被分裂了45年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
    综上所述，德国的重新统一与勃兰特提出和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是分不开的，没有勃兰特“以接近求统一”的长远目标，就不会有1989年强大的两德统一浪潮的兴起，也不会有科尔统一的“十点计划”的出台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在美苏执意使德国分裂永久化的关键时刻，寻求到了德国未来统一的现实道路，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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