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香港虽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但它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香港人民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密切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香港人民和内地人民一起，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五四运动曾波及香港
    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香港虽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但香港人民的爱国之心并不后人，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香港，香港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
    香港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爱国运动中表现尤为活跃，各私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痛述国耻，并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作为作文命题，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一部分学生迅速清理家中的日货，搬到中环摆花街及荷李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烧毁。
    香港社会各阶层人民激于义愤，群起抵制日货。居住在湾仔的群众蜂拥至日本人开的商店前掷石示威，捣毁橱窗，高呼“还我青岛”、“保我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家庭妇女不甘示弱，拒绝使用日产商品。各华商同业公会也纷纷集会，决议提倡国货，不卖日货，并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一时间阴丹士林布和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
    尽管香港的五四运动不如内地城市那样轰轰烈烈，但不容置疑它是全国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香港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开始深入香港人民心中。
    二、香港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发源地
    年至1923年，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这次高潮的起点，是1922年在香港爆发的海员工人大罢工。
    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曾三次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却遭到英国资本家的无理拒绝，遂在中华海员工会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先后参加罢工的海员达2万多人。港英当局极为惊恐，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并玩弄“调停”、“谈判”等骗局破坏罢工，这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反抗。为支持海员罢工，香港陆理货员工会、同德劳动总工会、集贤工会和煤炭苦力工会等也举行罢工。到3月初，海员罢工发展成为有10多万人参加的香港全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回广州。3月4日，当步行回省的工人队伍行至九龙沙田时，遭英国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亡6人，伤数百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沙田惨案”。港英当局的血腥暴行，并没能制止罢工，相反将罢工斗争推向高潮，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使香港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香港海员罢工，自始自终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政府和全国工人，特别是广州工人的支援，罢工从1月12日至3月8日，共坚持了56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了封闭工会的禁令，答应增加工资15%到30%。罢工期间工资照新定工价折半支给，释放被拘捕的工人，给予“沙田惨案”死难者每人1000元的抚恤金等。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极大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推动了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开展，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为以后的工人斗争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始于香港
    年5月15日，上海日租界警察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5月30日，英国巡捕又在上海南京路开枪杀害10多名群众，从而引爆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响应和支援上海反帝斗争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广州、香港工人举行的省港工人大罢工。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香港工人反帝情绪十分高涨。6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派出邓中夏、杨殷等到香港酝酿发动罢工。
    月1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要求立即组织全体工人一致罢工。6月中旬，由邓中夏召集，举行全港工团联席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与要求。工人们在罢工宣言中慷慨悲壮地宣称：“中国自以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注：转引自刘蜀永《香港历史杂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7页）
    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印刷工人首先发难，其他工人群起响应，大罢工排山倒海般爆发了。罢工工人向港英当局提出了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之绝对自由；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享受同样的法律待遇，香港人口4/5以上的华工应有选举代表参与立法局之权等6项要求。（注：贺弘景《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20页）这些要求表明，香港工人的罢工，从全体香港人民的利益出发，代表了所有香港人民的一致要求，所开展的斗争不仅仅是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进行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争取自由平等、反对侵略和民族压迫而开展的政治斗争。
    罢工工人为了加强领导，有效地进行斗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宣布对香港实行武装封锁，大罢工使全港陷于瘫痪状态，交通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生活用品奇缺，粪便垃圾堆积如山，社会秩序混乱。1926年10月10日，为了适应北伐战争形势的需要，省港罢工委员会主动宣布结束罢工，历时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至此胜利结束。
    四、香港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所需物资的中转站，是港澳同胞捐输助战的重要基地，是抗日民主运动的坚强阵地
    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作为中国所需物资的中转站，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当时中国从国外进口或外国援华的物资，约97%是经香港运到内地的，香港一度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日本全面侵华后，有着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港澳同胞和散居世界各地的侨胞竭尽所能，慷慨解囊，把自己辛苦积攒的金钱、物资源源不断地捐输给祖国，香港一度成为华侨港澳同胞捐输助战的重要基地。大笔款项、物资、药品通过香港，再转往内地。华侨、港澳同胞还在香港成立回乡服务团，派人到各地实际参加抗日活动。东江、海南岛和珠江三角洲等地人民抗日武装，都得到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1938年成立的以曾生为首的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就是由从香港回乡抗日的海员工人、青年学生为基本队伍建立起来的。1939年南洋和香港的爱国团体动员和组织华侨和港澳同胞共约1000人以上参加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其中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部队的骨干，还有不少人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抗战初期，香港成为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的荟萃地，他们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民主宣传，使香港民主运动空前活跃起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复刊了，金仲华、茅盾、乔冠华、夏衍、胡绳、千家驹等著名作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都参加编辑委员会。茅盾主编了《笔谈》半月刊。郁风主编了《耕耘》。张铁生等创办了《青年知识》。马国亮主办了《大地画报》。丁聪、胡考、特伟合编了画册《团结抗日大画史》等。此外，由邓文钊主办、范长江为社长、胡仲特为总编辑的大型报纸《华商报》出版了。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以及金仲华为总编辑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救国会同人主办的《救国月刊》等宣传抗战与民主政治的报刊、文艺杂志也纷纷出版了。许多政论家、作家、艺术家如胡愈之、沈志远、张友渔、廖沫沙、胡风、于伶等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论文和文艺作品。夏衍、于伶、金山、王莹、司徒慧敏等人组织了“旅港剧人协会”剧团，演出了《雾重庆》等话剧，歌咏团经常演唱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人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鼓泽民联名给蒋介石写公开信。邹韬奋、茅盾等9人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他们列举了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压制民主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罪行。所有这些，给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对扩大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动员千百万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身到抗战这场伟大的斗争和争取国际上的广泛同情，起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1941年的香港，实际已成为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化活动的坚强阵地。
    五、新政协运动在香港广泛展开，香港成为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进入解放区的中转站
    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国内形势迅速变化，预示着全国范围的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
    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413页）这口号引起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爱国人士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极大反响，他们迅即发表宣言，声明或集会讨论，表示热烈拥护。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鼓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等通电全国，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表示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6月4日，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号召国内同胞和海外侨胞迅速地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和平的实现。6月，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人也联名发表宣言，高度评价五一号召，期待新政协早日召开。由此，新政协运动在香港迅速而又广泛地开展起来。
    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能尽快召开，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早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不久，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往香港，再由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护送到青岛、大沽、大连等城市，然后到河北省平山县集合。
    年9月，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沈钧儒、章伯钧与其他民主党派代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随后，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几位负责人，也陆续到达解放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等也于1948年底由香港到达沈阳。据不完全统计，输送工作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共计20多次，输送人员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有350多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就有110多人。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充分利用香港这一特殊环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新政协运动在香港蓬勃开展，并想方设法输送进步的民主人士安全顺利进入解放区，从而保障新政协代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