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阿富汗社会经济矛盾的加深与政治危机
    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什图人为主体民族，其他民族包括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从地域上看，普什图人主要分布在南方和东南方，而其他少数民族主要在北方。为了控制北方，从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起，政府就一直在推动普什图人向北方移民。另外，部落在阿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存在于游牧社会中，而且存在于定居的农业社会中，在城市里也有影响。从宗教上看，绝大多数阿富汗人为穆斯林，而穆斯林中基本上为逊尼派，什叶派主要限于哈扎拉人，后者为蒙古人后裔，其社会地位低下。因此，阿富汗存在着民族、部落和教派矛盾。
    阿富汗的经济相当落后，基本上以农牧业为主，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易受自然灾害（如旱灾）的影响，基础设施和工业则更为原始，国内没有象样的公路，铁路完全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政府开始努力发展经济，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投资的结果，是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教育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的基金严重依赖外援。由于本国的积累能力低下，外援在阿富汗前三个五年计划实际投资中占到80%左右。第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产生了一些问题，如企业效益低下、农牧产品价格偏低（主要农牧产品和出口产品如紫羔羊皮、羊毛、棉花等均由政府收购）、严重的徇私舞弊、私人资本的发展受限等。第三，农牧业发展缓慢。其技术水平未有大的变动，大量土地和牲畜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和大牧主手中，生产仍受到自然条件的重大制约。第四，教育与经济发展脱节。由于大中毕业生的人数超过经济所能吸纳的规模，部分毕业生无法就业，而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则因工资低微而心怀不满。第五，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表现在地区、民族、教派、部落等方面，从而与固有的社会矛盾相交织。例如，什叶派的哈扎拉地区经济水平就较低。
    此外，阿富汗的社会矛盾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的世俗化政策与保守势力的矛盾。阿富汗王室与政府一直致力于世俗化，尤其是在1959年，政府大力提倡妇女不戴面纱，从而使阿妇女的解放运动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妇女在教育、就业、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此举激怒了国内的保守势力，他们曾于1959年发动了骚乱 。其次，尽管经济发展缓慢，但毕竟出现了阶级分化，特别是在大城市中，这孕育了新的冲突。
    穆沙赫班王朝从阿马努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而致力于渐进的现代化政策。战后初期，政府曾发起了“自由主义议会”运动。但在知识分子真正投入运动之后，政府立即中止了自由主义试验。达乌德下台后，查希尔国王颁布了新宪法（1965年），允诺实行舆论自由和颁布政党法。
    在新闻法颁布以后，国内很快出现了一批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报刊，以及处于非法状态的政党。其中，最主要的政治势力有：（1）左翼，包括亲苏的人民民主党和主张走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火焰派；（2）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即穆斯林青年会；（3）自由主义派，如进步民主党；（4）保守的宗教势力，支持君主制，但反对世俗化改革和左翼。1965-1968年，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学潮、工潮，甚至农民也参加了示威运动，而左翼与保守势力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政局的动荡，身受左右翼夹攻的王室从过去依靠知识分子推进现代化，转而依靠保守势力对付左翼。在1969年选举出的国会中，部落酋长的席位明显增长，而宗教领袖则是人数最多的职业集团。
    从表面上看，60年代阿富汗的社会矛盾系由社会分化而来（后来发动政变的亲苏军官也出自中下阶层），并展现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从深层次看，阿富汗的社会政治危机是由现代化的初步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矛盾与原有社会矛盾交织的产物。
    尽管阿富汗的经济仍相当落后，但现代化毕竟有一定发展，由此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中等阶层。知识人才的供过于求、政府公务员（包括教师）的低工资、各社会集团从有限的现代化发展中获益不均、主张世俗化的城市阶层和妇女与保守势力的磨擦等是造成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而新兴的反对派分别从国外（左翼和自由主义派）和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中寻求思想武器和政治支持。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与阿既有的社会矛盾又相互交织。例如，人民民主党的人民派主要来自普什图人中地位较低的吉尔查依人，而旗帜派则来自上层、包括杜拉尼人中的失意者；主张走中国式道路的基本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什叶派，尤其是哈扎拉人；非普什图少数民族也在反对派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如穆斯林青年会的领导人之一拉巴尼、马苏德和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均为塔吉克人。从社会阶层上看，各反对派组织的领袖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留学美国（如人民派领袖阿明）。从社会思潮上看，它们表现出两极化倾向，即以激进左翼和保守派别（原教旨主义）为主体，而温和的自由主义派则力量弱小，这既是阿富汗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反映，也是外来势力（苏联）插手的结果。
    60年代，上述政治力量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为左翼的两大组织，即人民民主党和火焰派。在苏联的扶植下，前者逐渐居于上风，并与前首相达乌德联合于1973年推翻了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查希尔国王流亡海外。达乌德在内政外交上基本继承了查希尔的路线，并在政权稳固后将人民民主党逐步排除在权力之外。1975年，穆斯林青年会发动了第一次反政府骚乱，预示着原教旨主义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崛起。
    三、苏联入侵与阿富汗政治结构的解体
    1978年以前，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的阿富汗与东西方同时保持着平衡的关系，而东西方也在阿富汗维持着某种默契。阿富汗是苏联与中东交界的南翼唯一未加入西方主导的军事条约的国家，美国默认苏联在阿的独特地位，但希望保持阿富汗的中立地位，以经济、文化渗透对抗苏联的经济、军事渗透。尽管东西方在阿保持着大体上的平衡，但苏联向阿军队的渗透对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构成潜在的威胁。
    在国内，阿富汗政治的三大支柱是王室-自由化地主、知识阶层（包括官僚、军官等）和保守势力（部落酋长、宗教领袖、少数民族领袖）。王室主张渐进地推动现代化改革，致力于经济、社会、行政、军事、文化的现代化，但在政治民主方面则十分谨慎，其依靠对象是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为了制衡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确保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王室又不得不维持与保守势力的关系，其地位较为脆弱。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从知识阶层中出现的左翼和原教旨主义派对王朝统治构成严峻的挑战。此外，王室内部还存在着查希尔与达乌德的个人斗争。
    1978年，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建立了亲苏政权。战后原有的政治结构和中立传统终于被打破，君主制土崩瓦解。军事政变之后，人民派与旗帜派发生冲突，前者独掌权力；接着，人民派的温和派领袖、党的总书记塔拉基与激进派领袖阿明又起龃龉，阿明最终清除了塔拉基。人民民主党、尤其是阿明奉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妇女政策和亲苏外交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由原教旨主义主导的反政府运动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由于担心原教旨主义浪潮危及中亚地区，以及在阿多年经营毁于一旦，苏联于1979年正式入侵阿富汗。
    因此，阿富汗的悲剧是国内国外两方面原因形成的，而阿富汗原有的政治和外交架构在1978-1979年完全解体。阿富汗人民将1978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党政权视为非伊斯兰的苏联傀儡，从而开始了一个包括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的反政府武装斗争，这一斗争在苏联入侵后则演变为一声空前规模的全民抗苏战争。
    阿富汗的抵抗组织数量众多，基础不一。概而言之，它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基于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传统组织，前者包括原教旨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组织，后者包括逊尼派传统主义组织及部族、地区组织。最后，抵抗组织依据教派划分，分别成立逊尼派七党联盟和什叶派八党联盟，总部分别设在巴基斯坦和伊朗。
    因此，抵抗组织的政治结构是相当松散的。七党联盟是实力最强的政治联盟，但内部围绕着阿富汗未来的国家结构和前国王的作用（传统主义三党支持前国王）、内部权力分配和对有关各方和平倡议的态度等问题上均有分歧。有时，各组织的游击队甚至发生火并，如伊斯兰党曾与马苏德的部队发生多次流血冲突。
    在对外关系方面，抵抗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广泛支持。其中，美国、英、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最主要的援助国，它们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和人员培训。因此，阿富汗成为美苏全球冷战的主战场。但是，各援助国之间也存在分歧。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只援助逊尼派的七党联盟，尤其是激进的普什图族的伊斯兰党，而伊朗向什叶派八党联盟提供援助。
    阿富汗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它为激进的世界穆斯林反对“异教徒”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这些穆斯林来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其中不乏原教旨主义者，而最著名的即是沙特富翁本·拉登。美国同样为部分外籍“圣战者”提供了培训。
    四、冷战结束后的阿富汗及其未来前景
    1989年，苏联被迫撤出了阿富汗。1991年苏联的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北方邻国暂时退出了在阿富汗的角逐，这也为美国卸下了一个负担，华盛顿转而采取间接方式操纵阿富汗。
    从19世纪以来，阿富汗第一次不再有大国的干涉。于是，抵抗组织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面化，这些矛盾涉及意识形态、部落、民族、教派及领袖个人的争权夺利。各个组织开始相互争夺地盘，厮杀不休。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是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什叶派的团结党（原八党联盟）、从原喀布尔政权军队变节而来的乌兹别克民兵（领袖为杜斯塔姆），最后是新兴的塔利班。内战的血腥程度甚至超过苏联占领时期，因为城市第一次成为战场，阿富汗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1996年，以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为特点的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并逐渐控制了全国90%的领土，北方联盟退居北方一隅。由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取代另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尽管塔利班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这在伊斯兰世界尚属首次。
    塔利班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但内战一直延续。另一方面，新政权缺乏能力重建经济，战争使已经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更加凋零，唯一兴盛的行业是毒品的生产和贸易。
    冷战结束后，在中亚出现了从前苏联中分裂出来的五个穆斯林国家，阿富汗与俄罗斯不再接壤。随着内战的进行，阿富汗的对外关系出现新的格局。巴基斯坦由于在苏联撤军以前一直与阿富汗的关系不睦，它迫切希望在喀布尔建立一个对巴关系密切的政权，并且由此结束阿内战，铺设通往中亚的输油管，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与美国打压俄罗斯、插手中亚的战略不谋而合。因此，两国继续支持普什图人的希克马蒂亚尔，而在后者逐渐衰微后转而支持崛起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而敌视伊朗的沙特也加入了美巴的阵线。另一方面，俄罗斯、伊朗则支持温和的北方联盟。因此，在阿富汗出现了新的大国对峙格局，不过外国的卷入远远不及苏联占领时期。
    如果说，1979年以前阿富汗在国际上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阿富汗已经成了欧亚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而本·拉登也以此为基地展开其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它们的活动范围遍及俄罗斯的车臣、波黑、科索沃、马其顿、克什米尔，甚至美国本土。由此可见，今日的阿富汗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缓冲国了，它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阿富汗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美国一方面继续在南方进行军事打击，企图彻底摧毁“基地”组织，而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已进驻阿富汗。另一方面，美国也试图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成分广泛的联合政府。尽管目前阿富汗各派已成立了联合政府，但不排除未来出现政治混乱的可能性。未来阿富汗的前途取决于三个方面的情况：
    （1）未来阿富汗的政治结构。阿富汗应当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确立一个各个民族、教派、各派政治力量均能平等参与的政治结构，实现各民族、教派、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2）未来的阿富汗的外交地位。阿富汗应当维持中立和不结盟的传统，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和平衡的关系，国际社会应对此予以明确保证；阿邻国应避免干涉阿的内部事务。
    （3）未来阿富汗的重建。国际社会应对阿提供大量援助，协助阿政府有效地开展经济重建，帮助阿建立一个健康、自立的经济基础，保证社会经济和地区发展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