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这是史学界一致的共识，朱泽春在《一大开幕日期再考证》、《“一大”7月24日开幕补证》（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1997年第5期。）（以下简称《考证》与《补证》中认为一大开幕日期应为7月24日，而非7月23日，并作了详尽的考证，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该两文缺少充分的依据与说服务，故提出异议如下，以便与史学界共同研究探索。
    一、应依据文献来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
    一大于何时召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所见到的最早提及此问题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是一大时期代表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共产国际汇报所作，执笔者盖为李汉俊、董必武两人（注：1929年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一大”前后》（三），第88页）董必武所说的报告，可能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文献应是最具权威的，其中提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对这句话的理解，应是23日开幕。因开幕日期是重要日期，自然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若是24日开幕，自然会说23日代表到齐，24日开幕。“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可理解为：23日上海和外地的代表都到达博文女校，于是此日开幕。也就是说，23日全部代表在博文女校“到齐”，于是开会。
    该文献原系中文，译成俄文，又由俄文转译成中文，语句中自有易误会之处。实际上，“到达”也即“到齐”之意。《考证》理解为：23日代表到齐，之后，24日开会，分为两天，我认为未必确切，未必和文献原意符合。我认为应依据文献为准，一大是23日开幕。
    二、从会议议程的全过程看，应是23日开幕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议程的实际过程是先开会2天（包括开幕日），接下来休会2天，以后再举行4次会议。依此，实际日程的进展是，7月23、24日开会2天，25、26日休会2天，27日至30日在上海再开4次（最后一次在李汉俊家开会，被巡捕房搜查是7月30日，这是朱泽春和其他所有的人都一致的意见）。然而，《考证》为了符合自己的分析，却作了这样巧妙的安排：24、25日开会2天，26、27日休会，但27日晚上不休会，从27日晚上开会到7月30日也开4次会。这样，文字上的安排，虽然弥补了仍然是最后开4次会议的提法，但人们仍不免提出疑问，27日晚上既继续开会，怎么能说26、27日休会2天呢？只能说26日休会1天。这就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体会2天记载不相符合。
    《考证》认为26日休会，27日晚上开会，白天也是“休会”，按此逻辑，休会不止2天，因为后来好几次会议都是在李汉俊家晚上开，白天未开，难道这几天也都是“休会”吗？很明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不作如此说。
    三、陈公博说是留沪“十日”，即应为7月22日至31日
    《考证》认为陈公博是最后一位到达上海的代表，因此确定陈到达上海的时间，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关键。这是有见地的。我们也可以此为线索，开展探索。
    陈公博在1921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说：在沪“十日”。他在1944年的《寒风集》中说：“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考证》认为：“如果是‘十日’，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2日，从7月22日到7月31日刚好是十天。如果是‘近十日’的话，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3日，从7月23日到7月31日是9天。”《考证》采取“近十日”之说，即采取9天的说法。但是，作者后来在《补证》中更正了自己的说法。认为应采取“十日”之说。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标题就明确说是“十日”，自应采取十日之说为妥，且该文作于1921年8月，离一大时间不长，一般说回忆较正确。
    然而，关于10天的起讫时间，却有不同的看法。朱泽春在《补证》中认为陈公博留沪时间为10天，即从7月23日至8月1日，8月1日才离开上海赴杭州。他说：“是夜抵杭说明他是1日下午离沪，晚上到达杭州”。我认为陈公博留沪时间应为7月22日到7月31日，对《补证》的意见，难以苟同。
    《补证》认为陈公博离沪时间为8月1日下午。其主要理由是：上海《民国日报》、《申报》记载说，大东旅社谋杀案，是31日晚上10点钟才被旅社茶役发现的，8月1日才见报的。陈公博自己说是在知道谋杀案发生后才去杭州的。因此他不可能在31日下午去杭。这种分析不能说毫无依据，但却上了陈公博的“当”。我认为全面剖析陈公博的文章、回忆以及其心态，不妨作如下的分析，则更符合实际。
    7月30日晚上，在李汉俊家中，陈公博和李汉俊两人留下，遭到巡捕房搜查盘问后，陈公博心有余悸。31日上午，他分别向李达、张国焘请假，并说：“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注：《“一大”前后》（二），第425页。），下午将和夫人去杭州旅游。当陈公博请假时，并未提及大东旅社的谋杀案，因为当时尚未发现。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甫》中说得很清楚：“三十一夜遂趁（乘）车赴杭”，“我们打算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是夜抵杭”。假如是8月1日夜抵杭，又怎么可能打算8月1日游山呢？可见陈公博不可能是8月1日去杭，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7月31日晚上，乘车赴杭（经查当年沪杭铁路运行时刻表，晚上从上海发出的最后一班车是7时30分。此即为陈公博离沪赴杭时间，当时他尚不知大东旅社谋杀案事件）。他是害怕巡捕房再次来找麻烦而去杭州的。正如张国焘回忆所说：“因为他太太对于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他之赴杭，也是为了实现补度密月的旅游的目的。他在杭州8月1日下午，见到上海的8月1日的《申报》或其他报纸后，才知道旅社的惨案的（注：陈公博自己说：“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见《“一大”前后》（二），第425页。）。后来他写文章时，就以受谋杀案惊吓为理由作为去杭州的搪塞（注：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说谋杀案是31日下午6时被发现的，而在《寒风集》中却说是31日上午9时被发现的，显然是自相矛盾。实际上，根据《民国日报》和《申报》的记载，都说是31日晚10时许被发现的。）。因此，他留沪10日，应是7月22日至7月31日，23日为一大开幕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