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陈公博是乘法国轮船7月22日抵沪
    《补证》的作者作了有益的工作，查阅了《申报》的《轮船进口报告》，了解到7月22日从香港抵达上海的有法国轮船包岛斯号，23日自港抵沪的有英国轮船福司乐唯号。仅此而言，不及其他资料，陈公博有可能是22日或23日抵沪。但若综合上述其他文献资料和陈公博自己的文章，则应是22日乘法轮抵沪无疑。但《补证》却主观地认为：“陈公博不可能乘法国轮船，其理由是：陈公博既然不坐从广州直达上海的轮船，而是先从广州到香港，其中必有缘故。且香港又是英国的占领地，选择英国的邮船当属优先考虑的交通工具。而法国邮船是从法国某港开往上海而中途停靠香港的，陈公博选择乘坐法国邮船的可能性较小。”当年乘船自沪至穗，或自穗至沪，都必须中途经香港，如1920年末，陈独秀自沪赴广州上任，中途就停靠香港。国民党左派朱季恂自广州来沪，也途经香港。沪穗之间往返，都是如此，当年的许多文章与书信可为佐证。《补证》的作者不了解当年的交通状况，作出了陈公博必选择英轮23日抵沪的主观推测。
    《补证》还说陈公博不懂法文，因此，他不会选择法国邮船，否则“在几天的游行中会因语言交流的障碍而带来种种不便。”这也是主观臆测。从广州经香港到上海，仅几天的时间，船上生活很简单，并不需要涉外交际，谈不上有什么“种种不便”，谈不上因语言问题而产生选择英轮抑法轮的问题，主要是时间方便、行程安排的问题。
    五、若陈公博23日抵沪，也不能排除23日参加大会的可能
    《补证》认为陈公博是23日乘英轮到沪，来不及参加23日的开幕，必然是参加24日的开幕。因为陈公博到达上海后要安排住宿问题，此外，“安排好住宿后必须找到李达或李汉俊住处向大会的筹备者报到并说明陈独秀不来上海出席一大会议的情况。”《补证》认为陈公博23日上午或下午抵沪，都赶不上23日上午的开幕，而只能参加翌日（24日）的开幕。这是一种主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作另外一种主观的假设，即：陈公博23日清晨到沪，完全是可能参加当日上午的开幕会议的。陈公博若从码头乘车赶到南京路大东旅社，需一小时左右，从大东旅社赶到李汉俊处只需半小时，从李汉俊处到博文女校，近在咫尺，只需三、四分钟。但我认为完全不必要作这种琐屑的考证或假设。
    六、另一文献也说明一大是7月23日开幕
    关于一大的开幕日，应主要根据文献为准，即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说的“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为依据。这个文献和陈公博等人的文章并无矛盾。并且这个文献也并非孤证，另一文献资料也同样说明是23日召开。《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中也写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注：《“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这封信写于一大闭幕不久的1921年10月13日，作者斯穆尔基斯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驻赤塔的代表。当时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有代表在上海（注：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尼柯尔斯基兼有为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任务。此外，1921年，赤色职工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福罗姆别尔戈也在上海工作，和中共、共产国际代表都有联系。），经常向远东书记处汇报工作，其信息来源自有直接的可靠的途径。因此该文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上两个原始文献，都是1921年写的，都证明一大是在7月23日开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