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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南昌起义军应该选择闽西作为战略发展方向，不仅仅是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学术问题，事实上，在当年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当南昌起义军南下转向闽西和前出至闽西地区时，在起义军领导机关内部就有人数次提出了把战略落脚点选在闽西地区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这种建议可惜在当时未被起义军领导机关所采纳，以后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早在1927年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最终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时，已经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派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的提议，认为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应是立即南下，打向广东，先取东江，与东江农民暴动武装联络，实现土地革命，取得出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充实力量后再取广州，进而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但是，南昌起义军取广东为根据地的计划与当时广东的客观条件不相符合，南下进入广东对起义军不利。首先，从政治形势和工农运动的状况看，“四·一五”政变后，广东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工农运动转向了低潮。就起义军进入的东江地区说，除海陆丰外，各县农民运动并不如事前所想象的那样好。李立三指出：“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暴动起来，至于伕子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不但是一般士兵都很相信，所有同志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入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起义军的情形还不如福建”（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九二七年十月），《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其次，粤系国民党军阀和与其联合的桂系国民党军阀的实力比较强大，兵力较多，战斗力较强。再次，东江地势平坦，交通灵便，邻近出海口，对起义军不利，而对国民党军有利。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尚未巩固占领东江，还没去打广州就迅速失利，充分证明了占领广东东江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是错误的。
    南昌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打到广东去的预定方针，以周恩来为首的起义军领导机关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的尾追堵截，决定选择走国民军兵力较薄弱的从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南下，由于蔡廷锴率前卫第十师叛逃、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率二十军第五团叛逃，加上病倒、离队等非战斗减员，短期实力损耗近三分之一，全军兵力由20800人锐减到14000人。8月下旬，起义军先后在壬田、会昌同前来堵击的国民党军进行激战，自身伤亡1700余人，歼灭钱大钧部主力6000人，敌余部3000人向南退走。接着起义军又击败袭击会昌的黄绍竑部，黄部退往洛口，取守势牵制起义军。
    会昌战役是南昌起义军取得的大胜仗，形势对起义军很有利。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寻邬占领梅县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2页。）应当说，前委会议上提出的第二种方案是最佳方案，按此方案占领的地域是闽西和赣东南。会议改变了原定的取道寻邬入东江的第一种方案，采取了经由闽西长汀、上杭入东江的第三种方案。对这个时期的战略发展方向选择问题，周恩来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过：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邬，那样就很好嘛，靠近闽粤边嘛。”（注：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1972年6月10日），记录稿，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9月上旬，起义军进入闽西长汀、上杭，受到当地中共党组织和群众的大力支持，给养、运输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随南昌起义军行动的第二十军苏联顾问米·弗·库马宁，于上杭曾提出在闽西休整补充的重要建议。“关于军事行动方面，俄顾问提供了一个意见：他主张我们全部军队，暂驻闽西上杭、永定一带，因为这里是富庶之区，在经济方面可以自给。我们一个多月的辛苦行军，应该在这里有一个相当时期的休养，而且军队的补充尤为必要。据俄顾问的预算，我们在这里可以补充五师新军，其方法是收编闽西的民军，并极力发展民众的武装。等实力增加以后，再长驱入粤，犹未为晚。”（注：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的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334页。）
    这位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是十分及时而又正确的。若采纳他的建议，不仅起义军将实力大增，而且中共闽西党组织领导的地方革命武装也将会发展起来，闽西将成为革命根据地，起义军攻守皆处于有利地位。诸多因素都表明留闽西的这项建议是正确的。起义军在闽西正处于南下进军全过程中最有利的位置和态势，但这种有利的地位和态势是在军事实践中不自觉形成的。可惜苏联顾问留驻闽西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南昌起义军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当时起义军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急于打回广东，采取了直接进军潮汕的方案，错过了这一在闽西建立根据地的机会。
    起义军主力在东江受挫后，部分起义军领导人认识到把闽西作为落脚点的优越性。9月29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地区与敌陈济棠等部激战受挫，主动退出战场转移，“此时我们决定退却时，有两种主张：一，直接到海陆丰与农民结合。二，迅速由小路（不过揭阳河，只距八十里）退至潮州，与革委及第二十五师联合，再退福建”（注：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这第二种主张是叶挺所提议的。山湖之战受挫，使叶挺认识到东江敌情之严重、地形之不利，觉察到起义军轻敌之弊，为了挽救部队，便力主撤退入闽。这个正确主张为参谋团所接受，全军东去回援潮州，以图入闽。但是，因为向导语言不通，部队退由揭阳再开潮州，加上部队极为疲乏，行动迟缓。结果敌黄绍竑部先赶到潮州。起义军主力为了寻找革命委员会，只得掉头西向，10月3日到达普宁流沙与同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汇合。
    在流沙，周恩来召集起义领导成员举行一次决策性的紧急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在会议上，叶挺再次主张部队不去海陆丰，建议北退入闽。但是，会议根据张太雷在汕头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起义军主力撤向海陆丰，没有采取北退入闽的方案。起义军主力向海陆丰前进途中，在乌石遭到敌陈济棠部拦腰截击而溃散。至此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东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