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位深受国人崇敬的世纪老人，不仅以其百年言行体现了自己的民族观、统一观和人生观，而且还体现了自己的富国观。张学良富国强兵的思想和实践，是他不平凡一生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奉献给祖国母亲的又一宝贵礼物。他的这方面言行，处处体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很值得学习和继承。同样，他的这方面主张，对21世纪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值得研究和借鉴。对此进行探讨，也有助于开辟研究张学良思想的新领域。
    一、张学良富国观的深刻渊源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1]（P839）。张学良富国观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
    一是强烈的国家意识。忧国忧民的国家意识，是爱国有识之士共有的思想基础，国家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一个爱国者的一生，这在张学良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张学良青少年时代，正是国家多难之时，内忧外患，国弱民穷。他从少年起即开始关心国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国家意识也逐步增强。最初曾先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运动和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赈济河北水灾的义卖活动，“彼时即欲立志为国家作事”[2]，但“因愤国势之颓败，土地之丧失， 以为国家已无富强之望，故甚抱悲观”[3]。 以后聆听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演讲，中有“中国之希望……在每一个中国人发奋图强，努力救国”。张学良“闻此大悟悲观之不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4]。 后来通过观察外国人在中国所受待遇和中国人在外国所受待遇的极端不平等，进一步认识了国家与个人息息相关，国家强盛起来，我们才能得到自由，才能享到幸福。
    二是浓厚的大众意识。同情与关心民众疾苦的大众意识，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共同的思想品质，因为只有同情与关心民众的疾苦，才会努力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这在张学良身上同样体现得十分鲜明。他很早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战争之残酷，民众之苦难，使他忧心如焚。他后来回顾说，余自19岁参加实地战事，不拘胜利如何，余之所经验者，每时感痛苦。因余所到之处，每见闻民众感受之困苦灾难。因此，他不但厌恶内战，而且十分憎恶那些只“为自己谋出路，而不为国家谋幸福，只知谋自己之利益，不为民众谋利益”的人，决心“牺牲自己为国民造福利”[5]。
    三是坚定的赶超意识。赶超意识是近代中国爱国有识之士所特有的思想意识。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的差距虽然越来越大，但这个差距是可以缩小的，张学良就是试图缩小这个差距的先驱者之一。1921年，张学良应邀去日本观秋操，日方有意请他参观军备，炫耀武力，并问他有何观感。他当即答复说：日本今天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请君拭目以待。张学良的回答，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人坚定而自信的赶超意识，后来，他多次引用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爱国者也可以说：‘我欲复兴斯复兴至矣’。这是作国民的在主观上应有的信念”，“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是不会长期沉沦下去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坚定对于中国民族复兴的信念”[6]。他的这种信念愈来愈坚定，并不断付诸实践， 成为他富国观的重要思想渊源。
    二、张学良富国观的丰富内涵
    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接受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仍表示他“一直主张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这是他一生的夙愿。为使祖国富强，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值得提及的至少有以下诸方面。
    第一，和平为发展之本。张学良多次公开表示：“我始终不变的志愿，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向生产建设之路迈进”[7]。 因为“和平为实施建设之基础”[8]。他之所以有这样明确的理念， 则是其亲身经历的深刻总结。一是痛感内战的危害。张学良由于其特殊的家庭和特殊的经历，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多次内战。也正因为如此，他很早就萌生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建设祖国的思想。他说：“国人向痛诟军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荀利于国，万死不辞”[9]。又说：“良决不愿为军阀”[10]。后来， 张学良多次表示其厌恶内战。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于是，暗下决心：一旦我能掌权，决心避免无意义的战争。正因为如此，张学良为实现国内和平，制止内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二是深感和平的宝贵。国内和平对于经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张学良对此深有体会。在他主政东北期间，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由于政局比较稳定，社会比较安定，才有可能实施其进行东北“新建设”的各项计划，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期间，张学良为维持东北地区的和平，避免可能发生的内战，采取了不少果断措施，其中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就是突出一例。对意图叛变的杨宇霆与常荫槐，断然采取行动[11]。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东北地区赢得了近3年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 并为东北的“新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张学良特别重视维持国内和平，始终如一坚决反对内战。
    第二，国防为强国之本。国防，是一个国家兴衰荣辱的缩影；国防，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保证。张学良认为：“无武力就不能谈建设”[12]。他深刻地阐述了战争与和平、国防与建设的密切关系，以及如何建设强大的国防。一是单纯呼吁和平消灭不了未来的战争。张学良认为：呼吁仅是一种愿望，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种方法。只要一看所谓和平条约--如《非战公约》，和平组织--如国际联盟，和平会议，如海军缩军之类的纤弱的约束力及其崩溃的结局；并美国之大海军计划，日本的第二次扩充计划，德国的废弃凡尔赛条约对于军备限制的声明以及世界普遍扩军的事实，就会意识到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二是未来国家的生存与民族的复兴，应建筑在用战争赢得的真正和平的基础上。他说：“真正和平的产生，毕竟产生自和平还是产生自战争？毫无国防的国家，是否配谈和平？我绝不是战争的倡导者，也可以说我是绝对反对战争而笃爱和平的人，惟是如此，我特别觉得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密切，以及国防意义的伟大”[13]。再则，“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是骗人的，而战争是没有完的。现在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14]。他的这个信念愈来愈坚定。三是为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就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张学良的这个思想最早萌生于第一次出访日本，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痛感为了抗击日军的侵略，奉军装备的现代化已迫在眉睫。归国后，张学良向其父张作霖提议，要学习日本军队，实现军队现代化。诸如：练官佐懂军事，懂政治，会带兵；练士兵勇敢，能打仗，不怕死；还要花钱办航校，买飞机；办海校，买舰船，要建航空队和舰队，整军经武。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张学良全面加强了东北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很快成为全国一流的军队。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现代战争已由平面的进而为立体的，更加强调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并提出“防空即国防”[13]的观点。四是为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必须“提高军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张学良不仅重视诸兵种建设和装备改善，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思想意识修养。他明确指出：要想彻底改善军队，“本人以为最重要的不外这两项：（一）统一军人的思想，也就是树立一个中心思想，坚确了他们的信仰，使其思维言行有所适从。（二）提高军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而且能使其切实明了国内外大势，廓清了往昔封建军阀所有传统遗毒”，而“最主要的是在提高官兵的国家思想”[15]（P155 -160）。他还教导官兵学习文天祥、史可法的“正气浩然，视死如归”的精神。他特别要求东北军“下一番功夫，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16]。此外，他也非常重视军人树立保国卫民的思想，强调军队为国民所公有，为民众之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