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本位制度优越感的国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向外输出资本的同时，也企图用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去征服和统一世界。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虽然以扶蒋为其主旨，但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封建陈腐性却一直持批评态度。美国希望国民党进行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以争取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美国还多次催促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代替其专制独裁统治。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毛泽东针对美国朝野上下对国民党政权封建陈腐性的强烈不满，侧重对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进行了剖析。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它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而不得不法西斯化，其内部如果不发生革命，它将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对于这样一个腐朽没落、危机四伏的政权，美国应该有何作为呢？毛泽东指出：“美国是否领会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即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虽然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美国政府是否会领会这一事实，而在于它是否愿意设法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来改善这种局面。”（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为了具体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指明中国内战问题解决的唯一出路，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现状，逐步实现中国民主化的联合政府方案，以显示中共对民主的诚意。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必须改造它自己和改造它的政府……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吸引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马上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是召集一个临时性的（或过渡性的）全国代表大会，邀请所有的团体派出代表……美国政府愿意提出这种建议并加以积极支持吗？”（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形势所要求的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挽救目前的时局。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发挥自己的影响促其实现，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抓住战后美国国际战略调整期内的对华政策的举棋不定、自相矛盾，以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有理有利有节地批评美国政府一度推行的扶蒋反共的错误政策，阻止美国对华政策向错误方向发展，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
    中共利用赫尔利为代表的援蒋反共政策与美国朝野上下主张对国共实行调处意见的矛盾，利用美国多元政治的特点，将批评的矛头对准赫尔利为代表的反动势力。
    战时美国扶蒋政策是罗斯福总统一石两鸟的举措。促使蒋介石抗战到底，这只是美国眼前利益的需要。牢牢抓住蒋介石，以保证美国战后在远东的利益，这两者才是美国扶蒋政策的完整含义。来自中国国共状况的报告使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现实充满了矛盾和疑虑，美国战后利益对蒋介石政权排它性需要和罗斯福总统为首的美国最高决策层主观上对蒋介石政权潜在能力的怀疑，促成了赫尔利使华。赫尔利来华后，以美国利益的客观需求之矛，击穿了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政权的疑虑之盾。撤换史迪威，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由短暂的观望又重转向扶蒋为主旨。在调处国共冲突的活动失败后，赫尔利企图劝说美国政府直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消灭中共。赫尔利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福政府战后对华政策的有关构想。然而，赫尔利在中国的即兴发挥，过分夸大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低估甚至忽视了中共因素的作用，一度使美国对华政策超出了美国战后远东战略的承受能力。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反映了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在调整中的一个超幅度的摇摆。对此，中共尖锐地批评了其危险性：“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政府的反动，增长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的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根据美国政治多元化的特点，针对赫尔利扶蒋反共政策在美国国会内外引起了较为普遍的批评这一状况，中共谨慎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一部分反动分子，而不是整个美国政府。在军事上，中共一直执行与美军合作的政策。
    中共利用美国政界面对赫尔利对华政策所产生的新的困惑，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
    中共在批评赫尔利的同时，以灵活的态度将美国对华政策的昨天与今天相区别。1945年3月，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指出：“美国的用意曾经是良好的。当赫尔利大使来延安并签署了五项基本协议的时期，我们是表示赞赏的。要不是他了解罗斯福总统有同样的思想，他是不会签字的。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政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现在似乎又摇摆起来。”（注：《党史通讯》，1988年第20～21期合刊。）1945年7月，中共明确表示：“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假如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反对到底。”（注：《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社论。）四、中共对美统战的成效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对美统战以灵活的策略，就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晓之以理，辅之以坦诚的建设性意向，既显示坚定的原则性，又表现了相当灵活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中，同情中共、力主美国对战后中国和平民主施加影响的一批“中国通”的出现，特别是罗斯福总统的继任者杜鲁门政府对华调处政策的确立，与中共对美的强大统战政策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