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一样，杜鲁门政府的扶蒋政策从其酝酿之初就面临着中共因素强有力的挑战。二战结束后，以国际“冷战”为背景的美国全球战略，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为其远东战略的落脚点。为消除中共因素对扶蒋的阻碍，杜鲁门政府从各种现实可能出发，设想了不少方案。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确定以调处国共冲突为途径，和平消除中共威胁，使美国的远东战略顺利实现。基于上述考虑，杜鲁门从两方面调整了美国对华政策。第一，撤换赫尔利，改派马歇尔使华，以显示美国调处政策的新姿态。赫尔利在中国扶蒋反共的全部活动，过于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超出了美国远东战略的承受能力，任其发展，后患无穷。还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政界和外交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就开始批评赫尔利的中国政策。杜鲁门上台后，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指责更是有增无减。作为对上述一系列批评的反应，赫尔利向杜鲁门提出了辞呈。他满以为总统会坚决地出来为他保驾，并说服他改变主意。但是，出乎赫尔利意料的是，杜鲁门总统第二天就接受了他的辞呈，改派马歇尔作为他的特使前往中国。杜鲁门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因为他相信：“中国现在看来是被引向更麻烦的境地去了。我们不能派遣军队之类来保证蒋介石的优势，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则是发挥我们最大的影响来制止内战。”（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7页。）故此，以马歇尔代替赫尔利决非一般外交人事更动，它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新的姿态。第二，确定了软化中共和对蒋介石适当加压的调处方针。谢伟思曾告诫美国政府：“我们应当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希望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希望解决中国的问题。”（注：伊·卡恩：《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显然，杜鲁门政府的调处政策是注意到了谢伟思的意见。
    杜鲁门政府的对华调处政策，中共因素被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予以重视。杜鲁门政府有限度地支持了中共的一些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要求，从而将美国调处政策部分地置于了美国利益和中共要求相一致的交叉重合点上，从而为调处的实施铺平了道路。杜鲁门总统充分注意到中共通过谢伟思等所转达的“战后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和促使蒋介石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符合美国利益，因而美国有保留地支持了中共的上述要求。
    首先，美国政府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作出明确、肯定地回答，并以此作为美国调处方案的重要内容。马歇尔使华前夕，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明确表示：（1）希望国共协商解决争端，防止内战的爆发。“美国政府相信最关重要的是：第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第二，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的统一……”（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1页。）。（2）希望国民党结束一党政府的局面，以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改革。“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2页。）美国政府的上述表态，构成了其调处方案的重要内容，美国政府以此为基础，希冀达到软化中共，使其军事上交出武器，政治上臣服于蒋介石国民党，确保扶蒋主旨的顺利实现。
    其次，利用美国影响，迫使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调处方案。美国为保证调处成功，对蒋介石施加如下压力：（1）配合马歇尔使华，造成一种使蒋介石接受调处方案的国际舆论压力。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明示马歇尔：“你可以用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作为美国援助的合适地区。”（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9页。）1945年12月16日，英美苏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一致呼吁中国应立即停止冲突，改组国民政府，并在它的领导下，建立统一与民主的中国。（2）以调处的进展情况作为美国对华财政援助的先决条件。美国政府决定，在马歇尔使华期间，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并命令进出口银行指拨给中国5亿美元货款，暂不拨出，一切均以马歇尔调处进展情况为转移。（3）军事上在不违背马歇尔出使目的的情况下，“由他斟酌决定何时把中国军队运到华北去”。
    扶蒋是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贯穿始终的主旨，杜鲁门政府对华调处政策的一度实施，表明了中共的对美统战政策对美国政府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