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新中国的政体
    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2]，“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对此，在《共同纲领》中有了更具体的规定。
    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仍然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反观非洲有些国家不顾自身的国情，搬用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至今连稳定也很难保持，更难以集中精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了。
    第三，关于社会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
    〈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新中国的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农民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新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又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1]（P.7）。这些规定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有一种误解以为，新中国成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事实上，当时除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三大运动外，主要工作是恢复国民经济和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体两翼，许多人似乎也忘了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左”的错误是以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至于认为建国后党内领导层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那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四，关于民族政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过去曾提过搞联邦共和国、民族自决权，那是从苏联搬来的。制定《共同纲领》时，周恩来说：“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这符合我国民族历史和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特点，各民族间几千年经济文化密切交流，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易于搞民族区域自治制。从苏联解体的教训看，这个决策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关于对外政策
    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彻底改变了以往100多年来跪着办外交的屈辱历史。《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P.13）这为后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凡事起头难”。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事情正处在草创时期，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当时轻率地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它所造成的恶果也将十分严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年所做出的这些重大决策都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它的影响不仅今天还能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而且还将延续到将来。这是新中国缔造者和奠基者们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做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二
    新中国成立了，它能不能站得住脚，能不能存在下去？许多同志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而且很严峻。胡绳同志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社会主义部分时，首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摆在面前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军事上，国民党在大陆还有100多万军队，控制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各地有200多万土匪武装，其中早的是从明代传下来的；第二，经济上，国民党留下的是财经总崩溃、物价飞涨失控的烂摊子。1948年时商店里的物价标签一天换一次，群众如潮水一样去抢购东西，新中国成立后半个月，又出现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许多人对共产党能不能把经济搞好还缺乏信心；第三，外交上，对新中国，美国敌视，苏联不完全放心、怀疑中国是第二个“铁托”，周边国家因缺乏了解而存在不少恐惧。如果外交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新中国陷于孤立，或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就有条不紊地顺利处理了这些问题，在不长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自己站稳了脚跟，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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