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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但它还想负隅顽抗或逃到边境外去。毛泽东采取了大胆的、远距离的、规模空前的大迂回战略。他在八九月间，一次致电：“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3]另一次致电：“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3]（P.670）加上政治攻势，争取起义。到1950年6月，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30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外全部大陆的解放。同时，围剿各地土匪100万人以上，使社会秩序初步稳定下来。 经济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迅速地调运粮食、棉花、棉布、煤炭，在各大城市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降；还实行了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厉行节约三项措施。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及经济工作的决定》。5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在战争尚未结束、又遭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取得这样的奇迹，是值得自豪的。薄老说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外交上，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政策。这里着重讲一讲“一边倒”的问题。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当时为什么不推行‘全方位’的外交？”“美国停止对蒋援助时，中共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个‘机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这两种说法都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提出要领导世界，也就是要控制世界。对中国，它需要的是能屈从它、利于它控制的政府。1947年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美通商航行条约》，规定中美两国互相有在对方自由通商的权利；都有自由开设工厂的权利；都有自由航行的权利。旧中国那时有条件到美国去自由通商、开采、航行吗？这显然是掩盖在表面平等之下的不平等条约。最后美国之所以不再支持蒋介石，是因为所有的军事援助几乎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而经济援助的款项都到了私人的腰包里去了，而且这是一个无底洞。对于新中国，尽管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司徒雷登来北平，也表明愿意与一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政府不仅不准司徒雷登到北平，而且艾奇逊要司徒雷登向英、法等驻华大使强调：“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杜鲁门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政府打任何交道。”与此同时，还对我进行封锁，乃至1950年对台湾海峡的武装干涉。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援助我们，但那时对我们又不放心，怕中国变成另一个“铁托”。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宣布“一边倒”，解除他们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援助，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何况，当时我们说的“一边倒”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说倒向苏联。1949年夏天，小平同志在一封信中这样讲，帝国主义在各个方面进行封锁，其目的是逼我就范，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就越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在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中国是那么的弱，环境是那么复杂，说什么“全方位”不是开玩笑吗！结果，连哪一方面的支持都会得不到，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事实证明：无论从外交地位、抗美援朝还是从经济建设来看，这个决策都是正确的。 在1950年的国庆大会上，周恩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4]这确实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三 最后讲一下，有一种说法：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于要搞社会主义。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是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这一点，共产党从不讳言，大家也都知道。制定《共同纲领》时，有人还提出，为什么不把这个前途明确地规定下来。周恩来回答说，“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在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从我亲身经历来说，当时在党内传达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完全没有觉得这是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忽然要搞社会主义了。只是原以为会在什么时候宣布“国有化”，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像过“土改关”那样过“社会主义关”，现在知道了是用逐步过渡的办法。 中央所以在那时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发展变化了的客观事实做出的新判断。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是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早提出来的。在这之前一个月，周恩来在1952年8月去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前所写的报告中就谈到，“工业总产值公私比重，已由1949年的43.8%与56.2%之比，变为1952年的67.3%与32.7%之比。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已由1950年的55.6%降为1952年的37.1%，但在零售方面，私商经营在1952年仍占全国零售总额的67%。数量上已不占优势的私营工业，大部分又承办加工业务，接受国家的订货和收购包销产品；私营商业也开始为国营商业代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