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也认识到中日战争是持久消耗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其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时代特点，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仅把中国土广民众和敌小我大作为日本无法灭亡中国，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主要依据。蒋介石多次强调：“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5]（P11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说，已不是兴旺向上的国家，而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相反，是如日方升的国家，中国已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十七年的斗争经验。“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1]（P417），这构成了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出于阶级本性，蒋介石和国民党是认识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二）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的不同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他还指出，相持阶段时间相当长，遇到困难也最多，但它又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中国将转弱为强，变劣势为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蒋介石、国民党对战争缺乏通盘的预见，开始对战争分期也说不清楚。抗战爆发后的国防会议仅言第一期为守势作战时期，以后的战争进程怎样，没有讲。直到1938年11月25日到28日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才对此问题有了统一认识，确定了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蒋介石在会上首先明确抗战阶段的划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6]，从而统一了以往国民党军对战争阶段划分不一致的说法。其次，他提出了两期战略的区别：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粹军事的行动；第二期则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最后，蒋介石提出了“转败为胜”的18项信条，诸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宣传重于作战”、“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等。
    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将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区分开来，而将二者合而为一。两个阶段在战争目标、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重大区别，说明国民党对抗日战争进程的认识远不如共产党深刻、明晰。
    （三）国共两党在进行持久战措施上的相似处
    如果说国共两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在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及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更多的表现为差别的话，那么，在进行持久战的措施上，则更多的表现为相似。其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共产党反对和敌人硬拚，主张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要勇敢地退却，保存军力，避免和敌人过早进行战略决战，执行“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政策”[1]（P474）。国民党也强调不要在不利情况下与敌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以空间换时间”[5]（P1131）。徐州是为避免和敌人过早进行战略决战而主动放弃的典型例子，武汉等地也是在政策指导下而主动放弃的。
    第二，共产党特别注重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相持阶段中的战略地位。国民党也重视游击战的作用。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用于敌后”[7]（P265）。并命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游击，并且新组建了专门实施敌后游击任务的冀察、鲁苏两战区，还命令第一、二、三、九各战区经常派10余个师进行游击，兵力占其战区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区曾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先后开辟了冀察、鲁中、豫东、山西、浙西、鄂豫皖边区、海南等多块游击区，人数多，地域广，一度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在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中也还是比较努力的。
    第三，共产党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是消耗战”[1]（P469），“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1]（P466）。国民党也特别强调“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据白崇禧回忆，国民党在1937年冬天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持久消耗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限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8]（P352）。白崇禧的建议为蒋介石所采纳，它和共产党的主张是十分相近的。
    第四，国共两党都认为，坚持持久战和夺取抗战的胜利应该主要依靠国内力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国际局势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关于国内力量，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实行人民战争；对于国民党，过去人们多认为它完全反对民众参加抗战。其实，国民党真正害怕的是民众跟着共产党走。如民众纯为抗日，不威胁其统治，有时还是支持和默许的。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就“民众运动”列出专门条款，强调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9]（P487）。大会还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实施“二五减租”等措施。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国民党因害怕民众运动威胁其统治，从而导致不敢充分发动民众和有效地组织民众，这正暴露出它的阶级本性和反人民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