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人间四月天”谈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每个准备过联考的台湾高中生大概都会背上这么一句。可是，梁启超“究竟”是谁？对于迷上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的网路世代而言，与其说他是清末立宪派的大将、民初护国倒袁运动的领袖，或笔锋常带感情的启蒙先驱、开启中国现代史学的钜子，不如说他是徐志摩的老师，林徽音的公公，那个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大骂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吧：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严肃的学界研究之下，梁启超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代表某种运动、领导某些思潮；梁启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魅力与真实性，不容易让人感受领略得出来。而这出戏使得五四时代重新活了过来，开始在一向对“历史”与“中国”双重冷感的台湾年轻人心中有了意义。只不过，一代风云人物，竟以这样的身分重现江湖，作为世俗的旧道德的代表、以反衬出年轻一代的勇敢真爱，恐怕要令他啼笑皆非。
    任公尝谓：“吾之做政治谈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从胡适到龙应台，凡是读过梁任公的文章的人，很难不为他笔下流露的浓烈感情所感动。（注：李喜所、胡至刚，《百年家族--梁启超》台北：立绪，2001，页131-132。）萧公权读到他“独居深念则歌哭无端，啸俦晤言则欷歔相对”之语时，也不禁感叹：年过四十的人还这样歌哭不制，“则其感情之浓郁真挚，诚可谓得天独厚，大过寻常。”他相信，任公一生光明磊落，爱国之忱不能自已，实与此充沛感情密切相关。我们不禁好奇：这样一个“情圣”，为什么会阻止另一个“情圣”徐志摩去追求真爱？
    笔者不敏，对梁启超的丰富饱满初次有“感觉”，是从今年寒假阅读丁文江编的《梁庄公年谱长编》（以下简称“丁编《年谱》”）才开始的。而《年谱》之所以具有感动力，不仅在于原始史料的采录，更在于梁氏私领域生活面相的大量呈现。这些私领域的讯息，个别而言，也许只是一些“摩迷”“徽迷”所不知道的“八卦”，在梁启超专家看来早就耳熟能详，不足为奇。
    可是，当我们把梁启超这许多“八卦”或“家务琐事”拼凑起来後，一个重要的课题浮现了：这个《新民说》（1902-1903）的作者，为了改造中国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大胆提出了诸如“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等“公德”；那么，他对於“少年中国”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又有什么样的想望或假设？
    譬如说，任公早年曾支持女权运动，并与同志共组“一夫一妻世界会”。二十八岁时在檀香山一度发生婚外情，当妻子有意为他纳妾时，他期期以为不可，宁可挥泪斩断情丝，也不愿“违背公理，侵犯女权”。可是，当他痛骂徐志摩、陆小曼时，五十四岁的任公已蓄妾多年。他凭什么律己从宽，责人从严，责怪别人用情不专？他心目中理想的婚姻生活，是“男女有别”，还是“夫妇有爱”？女性在他的生命中占了什么样的位置？令人好奇的不只是任公感情生活中的矛盾。他扮演的“丈夫”角色容或不脱传统格局，但从他宠爱子女（特别是女儿）的情形来看，他绝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父亲。（--当然，所谓“传统”并不必然代表“落伍”，而“现代”也不必然等于“进步”。）他的矛盾还包括：身为康有为的弟子，他不惜为“真理”而与老师冲突；而身为徐志摩的老师，他也面对了学生为“真情”而不惜与他决裂的场面，使传统的“拟父子”式的师生关系，一次次地受到冲击……
    我们要问：这些私领域的道德和伦理生活，和任公所期待的“公德”有何关系？是互相配合，还是平行而互不相干？如果是互相配合，那么，私人领域中的伦理能否支撑他在公共领域中的主张？公共领域的理论有多少来自他在私领域的经验？或者，如果“公”“私”两界可以平行而互不相干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一方面同意任公所提出的新民公德，另一方面尊重任公（及任何人）所选择的个人生活方式，没有“好”“坏”可言？而在这个缺乏一致标准的私领域中，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多样性，还是榛芜一片的荒凉？
    二、公领域和私领域
    当然，我们必须先将公领域与私领域做一界说。近代西方学者在讨论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的区分及关连时，大致有如下两种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认为，公共领域是国家政治生活，私人领域则包括了道德与宗教良心、自由市场经济、家庭内的亲密关系及日常生活。凡是会牵涉他人的行为举止，才构成公众的关怀，必要时政府或国家有权利予以干涉。至于只与个人利害有关的行为或思想，政府或社会就没有置喙之余地。质言之，私领域的生活弥足珍贵，必须刻意维护，避免公权力乃至社会舆论的不当侵犯。相反的，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1906-1975）有感于近代以降西方政治哲学太过强调保障私权，危及公共生活空间，因之大声疾呼恢复公众领域。她认为希腊城邦时代的公私之别最有意义：代表公共领域的是城邦政治生活，在此领域中人人平等，透过言语和说服来决定一切事情：而在代表私人领域的家庭中，成员为生活需求而结合，家长凭藉暴力来统御。两相比较，即使实际生活中公私领域难免重叠，但在理念上，不论是自由主义的维护私人生活领域、抵制公权力和社会舆论侵犯，或是鄂兰的推崇古希腊公共领域生活、贬抑私领域的家庭生活，西方学者对公私领域的区隔都是截然分明，甚至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