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下，任公夫妻两人是共同经营家族的伙伴，爱情淡而亲情浓，但在家中大致上是平起平坐的：“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页664）任公希望蕙仙也能在家居生活中多读书，庶不致无聊烦闷，但蕙仙似乎志不在此。（页83）她一辈子为家族付出，少有自我空间，年老时儿女离巢，在家常感寂寞，忙于政治与学术工作的任公也爱莫能助。（页651）他们有对酌杂谈至夜分的亲密时刻，（页575-576），但也有大打出手的时侯。1915年蕙仙得了乳癌，两度割治不果，1924年病发去世。弥留之际，她在病榻上引咎自忏，任公哀痛悔恨万分，一直自责是若干年前那场架才导致太太得病。（页664,685）蕙仙死後，任公透过扶乩通灵，继续请她保佑家人。（页670,682）“妻者齐也”，任公夫妻虽然在家内平等，但是固定的男女角色模式，成全了任公和整个家族，却牺牲了蕙仙个人。
    五、“恋爱神圣”？
    任公夫妻情感深厚，但是有如人伦之常，从一开始就压抑激情。就可见的文献中考察，一生中唯一令他真正动心的女性，是他28岁时（1900年）在檀香山邂逅的华侨何蕙珍。更奇妙的是，他把这桩情事的始末源源本本、老老实实地向太太说，而这两封“自白书”也成为《年谱》中夫妻二人最长的通信。（页135-138）
    年方20、担任小学教职的何蕙珍长于英文，全檀华埠无一男子能及。她的父亲是保皇会会友，任公演说酬酢都请她翻译。据任公说，她“目光炯炯”，学问见识皆甚好，善谈国事，有丈夫气，是一“绝好女子”。换言之，她是能出入公领域的女性，为任公同辈中少见。两人之间，据冯自由言，是任公主动追求，而蕙珍“以文明国律不许重婚却之”，使任公知难而退。但任公的版本，则是蕙珍较为主动：“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敬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当友人前来游说任公接受蕙珍时，任公婉拒，一来他不愿违背早年与谭嗣同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初衷，二来他万里流亡，与妻子尚且聚少离多，岂可再连累人家好女子？他为国是奔走天下，一言一动为万国观瞻，若再娶势必不为众人所谅。他想为她做媒，但她除了任公之外，其他男子都不放在眼里，宁可独身不嫁。在这个滔滔不绝谈论抱负的女性面前，他发现性别的差异似乎不复存在，两人都忘了她是女子。他们相约要为未来中国之妇女教育努力，握手珍重而别。可是，
    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有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自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此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我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也。（页136）
    蕙仙接到丈夫的信和他要她保存的蕙珍的扇子后，做了一个“顾全大局”的决定：她打算禀告公公，让任公纳妾，成全丈夫这段感情。任公接信大惊，说是万万不可，别害他捱老人的骂。再说，卿来书所论，君非女子，不能说从一而终云云，此实无理。吾辈向来倡男女平权之论，不应做此语。……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页138-139）
    除了写二十四首“纪事诗”抒发怅惘之情外，这个“准外遇事件”，就在任公“发乎情，止乎礼”、蕙仙“一笑”之下落幕。
    1903年任公曾有一段警语：“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
    言犹在耳，次年任公竟然和蕙仙随嫁婢女王来喜生了儿子思永，日后并纳之为妾！这一次，因为事情发生在横滨家中，没有书信透露夫妻两人心事，但蕙仙的愤怒可想而知。据说来喜原来深受蕙仙宠用，在日本时期，举家财务及锁钥均托付她掌管。来喜得孕後，极为女主人所不喜，任公不得不托朋友送她到上海生产。过去的人置妾时，往往以元配无子嗣为理由，但是到此时为止，蕙仙和任公已有思顺，思成一双儿女。除了情欲难遏之外，我们不知任公如何自解。这个“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倡始人，对这样的发展想必十分难堪。最后“顾全大局”的还是蕙仙；她让来喜母子回到横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们对这个在任公信中分别称作“来喜”、“王姨”、“王姑娘”、“小妾”的女性所知不多。梁家子女似乎没有嫡庶之别，为任公生了三男两女的来喜，在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特殊（注：李喜所、胡至刚，《百年家族--梁启超》台北：立绪，2001，页131-132。），所以任公特别交代女儿思顺：“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他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信给她，令他欢喜。”（页651）来喜当然不像何蕙珍那般在才智上与任公相埒。但我们看到，任公每次出门远行，往往要急急召来喜前来照料饮食起居，否则即大感狼狈。比方说，1915-1916年间他为讨袁运动奔走，初到上海，只有一仆服役，每日由远邻送饭两次，起床后两个钟头才有水洗脸，每日茶水矜贵有如甘露，是以“王姨非来不可，既来则可借丫头一二人来用，一切妥当矣”。（页461）又如1925年他刚搬到清华，王姑娘尚未来，他“有点发烧，想洗热水澡也没有，找如意油、甘露茶也没有，颇觉狼狈。”（页683）固然当时的日常起居不如今日便利，但任公在生活上的无能，还是令人吃惊。笔者也怀疑，在他心目中，妻与妾分别扮演襄赞内务的工作，前者照顾他的大家族，后者则贴身料理他的个人起居。即使像何蕙珍这样出众的女性，激起任公如是眷恋，一旦和任公结缟，恐怕亦不出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之类，而未必能在公领域一展长才。换言之，这是以任公为中心的关系结构，男女有别，家族本位，而任公正是此刻梁氏家族的轴心，“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