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研究私领域相关议题时，我们会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这么做是不是探人隐私、有失厚道？第二，任公并未对以上议题提供直接答案，如何着手研究？对于第一个可能的质疑，笔者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接受任公“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的逻辑，那么一个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是该受到检视的。若是采取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确应该极力保护“在世者”的隐私不受好事者骚扰；可是，基于学术动机，研究80年前去世的人的个人生活，似应不构成冒犯。这固差别，有如“盗墓”与“考古”之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第二点，虽然任公本人并没有正面讨论这些问题，但丁编《年谱》却提供了大量资料让我们探索他的私领域：不是他关于这些个问题的“思想”，却更难能可贵--它让我们看到了任公全幅生命的“实践”。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身为当代思想先驱的梁任公，对于为人子、人夫、人父的角色界定，与传统形态有何异同。
    三、维新人物的家族伦理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曾极论家人强合之苦：“以乔居乡里之日殆三十年，所闻无非妇姑诟谇之声，嫂叔怨言之语。张公艺九世同居，千古号为美谈，然其道不过百忍。夫至于忍，则已含兄弟斗阋之状。先圣格言，徒虚语耳。他因此认为有家之害大碍于太平，而主张“去家界为天民”。同样地，幼年曾受庶母虐待的谭嗣同，也力主冲决一切网罗，打破三纲五常。相形之下，激进时期（1900年）的任公虽亦曾有“言自由者无他，不过始知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束缚而已”之语（《年谱》，页127。下文夹注者亦均为丁编《年谱》页码），但终其一生，他对家庭的眷恋远超过他的师友，与他在公领域的温和主张若合符节。
    也许是当事人或修谱者的隐瞒，在《年谱初稿》中我们看不出太多梁氏家族“强合”的痕迹。相反的，任公的“原生家庭”呈现出典型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景象。身为聪慧的长子，任公是在钟爱与夸赞中长大的。他极受祖父镜泉先生宠爱，白天跟祖父读四书、听古人故事，晚上还要挤到祖父床上一起睡。母亲赵氏“终日含笑”。“温良之德，全乡皆知”；除了在他六岁说谎时狠狠修理了他一顿以外，“凡百罪过皆可饶恕”，可惜在他15岁时就因难产去世。会对任公拉下脸的大概只有父亲莲涧先生了：他十岁以后跟着当塾师的父亲读书劳作，言行稍有不谨，就要挨骂：“汝自视乃如常儿乎？”（页3-6。）据说莲涧先生“平生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页5）。戍戌政变后任公流亡日本，其父特别作长赋一篇，表示心境安适，以慰游子；而任公则惦念老人心中苦楚，特别交代太太要善为慰解，并让老人手上常有二百金可以取用：“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若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也。”（页81-82）
    父亲是老式人物，任公也用传统的方式去讨老人欢心。他长年海内外奔波，不能晨昏定省，父亲多半时间住在南方。1915年老人六十五岁大寿，任公专程返粤祝寿。“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虽然他刚卸下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之职，但家人期待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意味还是很浓厚。在相当程度上，他也动用了公家资源来摆排场。于是兵舰迎迓，开筵受贺，广州官绅商合力赞助演剧，全城为之轰动，忙得他吃不得一顿正经饭、睡不上一场正经觉。回到乡下扫墓，又是十余小兵轮护送，数百军警环卫巡缉（的确有人行刺任公不果），犒赏之费不赀。任公计算，此趟庆寿省墓之旅花费超过一万，实在太过，但看到老人精神矍铄，兴会淋漓，至可欣慰，“藉此承欢，殊值得也。”（页450-452）的确值得--不到一年之後，莲涧先生就病逝了。其时任公为反对袁世凯帝制，正冒险南下，劝说陆荣廷、龙济光独立。他的家人朋友为顾全大局，秉承“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古训，过了两个多月才让他知道，使他“魂魄都失掉了”。（页494）在这里，“公”与“私”是互相渗透的。
    嫡庶合计，任公共有五位弟弟，四位姊妹，其中他与大他三岁的大姊最为亲厚。光绪三十年大姊因生双胞胎力不胜而死，使他再度遭到身边女性因生育而死亡的痛苦。他写信给朋友：“仆少丧母，与姐相依为命，觐此大故，痛澈心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页198）除此之外，和任公一生情笃不渝的是小他四岁的大弟仲策（启勋）。仲策曾和他一同在万木草堂读书，他一直不忘在学问上和生计上提携弟弟：在日本时希望弟弟来从学于他，回国和子女讲国学源流时也邀弟弟来听讲。（页301,545）他“内举不避亲”，在担任京师图书馆时，请弟弟担任总务长兼会计：在弟弟返回广东为父亲营葬时，任公还“假公济私”，请朋友徐佛苏给他一个调查名义，提供部份旅费。（页707,629）而除了日常生活照应帮忙之外，仲策对伯兄的最大回报，就是在大嫂去世时弹精竭虑的代营坟园、为大哥预留生圹了。（页679）
    生在一个大家族中，任公对亲人的照顾远超出于今日我们的小家庭之外。父亲过世后，他费了千辛万苦说动庶母（其父小妾）到天津同住，将他对先人的一点孝心，寄托在这个“细婆”身上。同父异母妹妹过世时，他不但伤悼妹妹，更为“细婆”的悲痛而悲痛，为此血尿病状加剧。（页705）除此之外，他也留意家乡他房子弟的求学、婚配情形，并特意提携优秀子侄在他身边担任书记、劳役工作，以随时领受教言，学习实务。（页452,471）他也以相似的细心，去为他的妻党打算。
    任公在公领域鼓吹自由、权利时，特别强调“群体”与“个人”的相互依赖性：他虽也强调“自我”的重要，但“自我”是以道德为内涵的。虽然《新民说》所谓“群”主要是指国家而非家族，但从家族对他的荫庇与他对家族的回馈来看，他不可能主张西式个人主义。而他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利的争取之外，更强调道德自律，也反映了儒家传统家族生活经验。只不过，将家族看作一个整体事业来经营，期待它枝繁叶茂、绵衍不绝，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而今日在台湾已绝无仅有。社会单位从大家族而小家庭，从小家庭而个人，不再将“不朽”的理想寄寓于子子孙孙瓜瓞绵绵，不再以家族为座标去定位自己。我们今日讲的“自由主义”，因之有更浓厚的“个体原子化”的意味，而与任公所主张者大相迳庭。与其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毋宁说他是个“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