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欣慰孩子个个拿爸爸当宝贝（页749）’但也抱怨孩子“罗唆”，“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页741）他嫌这些病是“老太爷病”，需要安心修养，与他的积极任事性格太不相容（页742）。临死之前，他还在撰写《辛稼轩年谱》。思成夫妇回来不到半年，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来不及看到正准备举家返国的大女儿，度他那“眉飞色舞”想望的新生活。但在家人的关爱环绕中离开，应是了无遗憾吧。
    七、结论
    在公领域中，梁任公的思想流质多变，波澜壮阔。政治上从激进破坏转为温和，文化上从醉心国学转为引进西说，最后又重新肯定中国文化，企图“新学输入，古义调和”。为了研究多变的任公，除了可以在公领域上做“史”的追溯之外，笔者认为从私领域切入也提供了对照的参考点。本文企图了解任公时代家族本位的生活方式，和任公在此架构中形成的两性及亲子关系。我们看到，旧式的婚姻生活抑制激烈的感情追求，也限制了女性在公领域的发展，但是换得了老小成员的安全感，和家族的稳定壮大。从戊戌到五四，中国制度遭到西方观念剧烈冲击，不仅公领域如此，私领域亦然。处于过渡时期的任公，以传统孝道侍奉亲长，以不完全的“男女平权”对待妻子，而以宽容慈爱呵护下一代。任公在政治上讲温和，在文化上讲调适，论公德不忘私德，论自我不忘利群，他的“社群主义”色彩，远比“自由主义”色彩来的浓厚。从他的私领域生活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私领域的孝悌之行将导向公领域的“不好犯上作乱”，那么我们大可怀疑在这一套教养熏陶下的“贤良子弟”能扮演独立思考、进取冒险、勇于争取团体权益的公民。不过，在任公个人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他一方面在私领域谨守儒家家族伦理，另一方面在公领域又体现了现代公民风范，早就超脱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传统“君臣”思维。徐志摩在“恋爱神圣”上和他不同的看法，预示了中国家族社会的解体，和由之而来的私领域中个人的自由与不确定性。而家族伦理及任公所谓“私德”解构之后，公领域的公民社会是否能安放得稳，就目前台湾社会来看，却大有可议。笔者之志不在鼓吹家族社会，但求对任公的时代做相应的理解。至于公领域重新建立之后，要以怎么样的私领域与之配合，或至少容许不同的实验进行，多元并进，还有待我们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