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传统中国文化对公私领域的区分则显得暧昧。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主张“公私分明”，赞扬人“公而忘私”，责备人“假公济私”；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公私不分”才是中国文化中的常态。《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主张，不但假定了从私领域到公领域有一贯的逻辑，而且公私之际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群己界限十分模糊。比方说，“家”相对于“己”是公，相对于国”则是私；“国”相对于“家”是“公”，相对于“天下”则“私”。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中西方对公私领域的不同观念，反映了“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有如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产生的一圈圈波纹，可大可小；“团体格局”则是一束束捆扎清楚的柴，范围明确。“差序格局”中讲究的是人伦差等，不可逾越，把“克己”视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而“团体格局”则强调同一团体中各份子的地位平等，个人权利受到宪法保障，团体不可任意抹煞个人。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公私不分”的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公私分明”观念的挑战？梁任公的生平与思想，提供给我们一个有趣的研究个案。
    梁任公是最早认识中国公德不足、须加以重新建构的先驱之一。他在《新民说》中说：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其中所教者，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
    他试图找出中国旧伦理与西方新伦理的对应关系，以照见中式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国家的不足。他认为旧伦理的重点是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新伦理则强调私人对于团体的关系。以新伦理之分类来归纳旧伦理，那么传统的父子、兄弟、夫妇三伦属于家族伦理，朋友一伦属于社会伦理，君臣之际属于国家伦理。“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任公作了“公德”与“私德”的区分，点出了传统伦理的限制，但他却不曾像西方学者那般视“公”与“私”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领域。他认知了个人、家族、社会与国家的区隔，但并不认为各范畴之间是对立的：相应于各范畴之间的道德，也不足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在他看来，“公德”与“私德”乃是一个连续体：
    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而对于少数之交涉，与对于多数之交涉，对于私人之交涉，与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其主体则同。……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公德者，私德之推也。
    因为传统中国的旧伦理在公领域中有明显缺陷，所以任公在鼓吹“公德”、建立新的国家与社会伦理上著墨最多，宜其最受学者瞩目。相形之下，他仅用甚少篇幅交代“私德”，而其范围不出“正本”、“慎独”、“谨小”等属于传统王学“修身”范畴的德目，并不引人注意。至于属于传统“齐家”这一部份，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家族伦理”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在他的“新民”主张中就略而不谈。既然任公本人著作中甚少触及这个层面，过去的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时，也就较少讨论这个问题。可是，笔者认为，略而不谈的部份并不代表它不重要。相反的，正因为这些私领域的伦理道德仍是当时整个文化中人人皆晓，不言可喻的共识，因此他才不必特别发挥。如一棵巨木一般，地表上的枝繁叶茂，都要以看不见的、地下的盘根错节为基础。旧有的伦常架构正是任公一切视听言动的根基。
    在这种情形下，笔者研究梁任公的私领域生活的动机，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谈。其一，单纯地为了多了解任公的实际生命。在知道任公怕太太、爱小孩、习惯熬夜、偶尔打牌、爱抽烟喝酒……之后，他不再是图腾，而是有血有肉、有历史实感的人。其二，笔者希望透过对私领域的观照，为任公在公领域引起的争议提供参考。譬如说，任公是否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者，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发展，如萧公权所言？或者，他还是以“群”的观念为思想核心，认为群体比个人重要，并未掌握西方自由主义精义，如张灏所主张？如果他基本上倾向于集体主义，那么任公此种思想的根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还是中国传统？他和中国传统的关系究是理智上的抛弃、情感上的牵系、还是另有其他可能？探讨任公的家庭生活，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因为，家族伦理，上接个人，下按社会与国家，既是私德的实践场域，又是公德的预备初阶，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最后，笔者选定这个题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私领域本身即有研究价值。特别是因为：时隔一世纪，任公所提出的公领域的道德，寖假已成为台湾这个时代的规范（尽管现实中仍无法完全落实），而那些数千年来被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私领域的儒家伦理--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却随着百年来社会与家庭的巨大变迁而备受挞伐，乃至被湮没遗忘。中国文化在近代遭到挑战的不仅在于公领域，更在私领域：前者从形式到内容都经过了“从无到有”的重新建构，而后者虽形式不变，但原有的内容则几乎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幻灭。借着百年来的古今对照，我们可以思考周遭仍在进行中的私领域的变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