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晚年的他可以对蔡松坡与小凤仙的韵事报以宽容的谅解，因为蔡氏既有的家族结构没有受到这段感情的挑战，一如他之纳小妾：
    其实男女之相幕悦，何害於好德。道学先生乃固神秘歧视，於男女之间，高筑厚墙以杜隔之，毋乃太迂乎？松坡所为，纵非以此谋自脱於袁氏，英雄恋美人，岂非增香艳于青史？
    可是，徐志摩追求“灵魂之伴侣”就不同了。徐氏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的犯罪”，因为他离婚、再娶，打破了既有家族结构，不但伤害了张幼仪和张徐两家老人，更伤害了两个幼子。“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冲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
    那么住公对男女爱情究竟有何看法？他告诉徐志摩说，人类两性之间的感情，最好是让它“无着落”，至少可以减少无量痛苦。他知道感情丰富的徐志摩不容易听进这些话，但他自审自己的感情不比这个学生贫弱，他是有资格这么劝他的。
    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最乐道，吾於兹议，固不反对。然吾以为天下神圣之事亦多矣，以兹视为唯一之神圣，非吾之所敢闻。且兹事盖可欲而不可求，非可谓吾欲云云即云云也。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矣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可是，徐志摩没有接受老师的劝告。他回信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当梁启超以家族为重、压抑爱情的追求、而以小妾为欲望出口时，徐志摩却认为旧式婚姻法斫伤个人人格--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是如此。于是，为了访求他灵魂的伴侣林徽音，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却未能得到林徽音垂青。他转而与陆小曼相爱，在陆小曼离异后结婚，但两人的爱情也很快变质，娇惯的陆小曼另有情人翁瑞午，使徐志摩在苦涩中英年早逝。而在儿子徐积锴的心中，只留下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淡淡影子。这样看来，任公的预言真是准确得令人惊心。
    五四以后到今天，一夫一妻制成为唯一合法婚姻制度，小家庭取代大家族。人们对配偶的要求，从梁启超式的“多重生活伴侣”转为徐志摩式的“单一灵魂伴倡”。更精确一点地说，在女性教育程度、自主能力普遍提高之际，我们期待的配偶是“灵魂伴侣”与“生活伴侣”的综合体。男性希望女性同时扮演情人、知己、事业伙伴、贤妻，良母等角色，而女性则要求男性减少外务，加重父亲、丈夫角色，分担家务及育儿工作。可是，80年的实验下来，人们又渐渐发现这个期待不切实际。把太多要求放在一个人身上，宜乎婚后常感幻灭。于是，激进的人又开始抨击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双方在婚前婚后都未必要忠实于配偶，而可以维持多个“情欲伴侣”。可想而知，一夫一妻制瓦解后，小家庭会因个人的进一步膨胀而分崩离析。
    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会伊于胡底，但仿佛听到了一百年前康有为《大同书》的回音：男女平等独立，婚姻限期由一月至一年，期满各凭喜好续约或另结新欢，婴幼由政府公养公教，老病由政府公恤公疗。于是人人无家，天下大同。可是，一旦男女性生活无拘无束，仰事俯蓄托于公家机构，国家权力因此无限膨胀，私领域就会被严重侵夺，这又岂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所乐见？回头来看梁启超的家族本位和一妻一妾婚姻生活，我们竟无词以对。既然没有一种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可以兼顾到人生各阶段的婚姻家庭制度，我们又拿什么标准来批判任公和他的时代？
    六、“大大小小的孩子们”
    旧式婚姻及家族生活，照顾到人的幼年及老年阶段，对于青壮年人构成最大的负担和牵绊，但任公似乎对这些负担与牵绊甘之如饴。如果说，任公在“人子”的角色谨守旧伦理，在“人夫”的角色上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那么他对“人父”的扮演则颇有“新好男人”之风。
    任公共有四女六子，长女思顺生于1892年，其时任公21岁（页20）：到幼子思同生时（1926年），任公已54岁，（页709）而思顺也已有数个子女了。他和大孩子谈心，亲密有如朋友，和小孩子玩耍，慈爱犹如弄孙。（页678）过年时，不管成年已婚与否，大大小小的孩子一律发压岁钱“买糖吃去”（页654,715）。放暑假了，一家人到北戴河渡假游泳，一个个都晒黑了：（页649）孩子们怂恿老爸一起去钓鱼，不料全部淋成落汤鸡，任公只觉得好笑。（页681）两个念大学的儿子出车祸住医院，弟弟嘴巴破，哥哥就大嚼大啖去气他；哥哥撞断腿，弟弟就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的岂有此理！”可是老爸爸还是对孩子的勇敢肫挚十分欢喜。（页643）“家庭中春气盎然”（页576），从他信中对他们的昵称--“我的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忠忠”、“达达”、“司马懿”，“老白鼻”、“小白鼻”--，也可以看出。虽然教养的重担是落在蕙仙身上（她扮黑脸，他扮白脸？），但比起他与莲涧先生的父子关系，任公和子女之间显然轻松自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