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男女有别”格局下的两性观
    诚如费孝通所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中，家族是个延续性的事业社群，以父子、婆媳等纵的关系为主轴，横向的夫妇关系只是配轴，而这两轴都因为事业的纪律需要而排斥了感情。传统夫妻之间“男女有别”，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和生育的事业，不向对方企求心里的契合。因为，若以男女相恋为结合基础，爱情所包含的浮土德精神--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对未知作无穷探索--势必引起感情的激动起伏，使家庭的生育事业摇摇欲坠。因此，宁可让夫妻之间维持淡漠而稳定的关系，而各自在同性团体中寻求“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感情生活。
    的确，任公丰富的“感情”，生活，主要寄托在他与众多男性友人的往来中。他们的交集面十分广大，既可以谈心，可以责善，又可以论学，可以共事。万木草堂时期，一群“天真烂漫，而志气振踔向上”的少年从康有为游，课堂内外，论文辩难，联臂高歌，树上栖鸦拍拍而起，其乐无穷。（页17）而他自谓生平中印象最深的事，是25岁时，和几个提倡新学的朋友共度的一个夜晚：江建霞为了帮他镌刻唐绂丞所赠、谭壮飞所铭一方菊花砚，特地在远行之际耽搁行程，抱猫而至，“且奏刀且侃侃谈当世事，又泛滥艺文，间以诙谑。夜分余等送之舟中。翦烛观所为日记”，天亮才依依而别。（页47）更不用说，戊戌政变时谭嗣同与他死别的那一幕，是如何感动了一整代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两人遂一抱而别。（页80）
    我们可以说，任公与众多同性友人之间的互动不但够成了他的公领域生活，而且也成为他在私领域中情感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我们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同性恋的成份）。相形之下，女性在任公生命中的份量显得单薄。以任公这样热情澎湃的个性，我们很难想像他会对异性太上忘情。可是，和现代一般男性相比，梁任公所遭遇、往来过的女性似乎相当稀少。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他读书时没有女同学，就业时没有女同事，教书时的女学生也不多；《年谱》中可见的，几乎全是家族中的女性。与他最亲近的，只有一妻、一妾和女儿。而除了女儿之外，妻妾与他的相知程度似乎相当有限。
    1909年的“民呼日报”曾有人介绍法国男女对异性对象的期待，以供“研究男女者之考镜，并为酒后茶余之谈柄”。其中“男子之望女子者”包括年轻貌美、受过高等教育、有相当资产、吃苦耐劳、身体强健、明治家之道、巧于交际、通达事理、能与男子相和等等。至于女性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则是眉清目秀、意志巩固、脑筋清晰、体格完全、勇气充足、永不外宿、不耽逸乐、有财产、有职业，但不专事职业而不顾家庭……这现在看起来不足为奇的“新闻”，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酒后茶余之谈柄”，正是因为这些“理想条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奢求；当时的青年男女根本没有“择偶”的权利。
    任公的婚姻是由妻舅和父亲所决定的。17岁那年，这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少年参加广东乡试，中了第八名举人。两个主考官都看中了他：侍郎李端想许配以堂妹李蕙仙，修撰王可壮也有女待字闺中，不料李侍郎先提出，王可壮只好受托作媒，向梁父提亲。梁父以齐大非偶之语谦辞不受，不过对方表示：启超虽为寒士，但终非池中物，早晚会飞黄腾达。而蕙仙深明大义，故敢为这主婚，请勿推却。两年后（1891），还在康有为万木草堂就读的梁启超，就到京师去完婚了。新娘李蕙仙大他四岁，祖籍贵州，生於宦族。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谓：“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由于冯氏政治立场与任公相左，我们不能确定他的叙述可信程度如何。但这门亲事的着眼点是两个家族的互蒙其利，则是可以肯定的。
    任公曾对女权运动投入相当心力，包括1897年与谭嗣同、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并与经元善等人创立近代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女校--上海桂墅里女学堂。但从今日眼光看来，他的女权思想仍有很大的限制。近代中国女权思想受新教传教士影响而兴起，但不分男性女性，早期国人鼓吹女权者的动机多出于强国强种之要求，而与新教徒“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的动机有别。换言之，是以提高女性生产力为手段，以达成国富民强的目的，并非完全非着眼于人格平等而提倡女权。年轻时代的任公也不例外：
    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護，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
    在公领域中，他认为女性教育权的争取最为紧要，对女性参政权有很大保留。在私领域内，他的家庭依旧是男主外，女主内：“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仍是他对妻子的期待。换言之，他的女性观不出“贤妻良母主义”，与五四时代着眼于女性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的观念有很大差别。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下，从整体社会来看是男尊女卑的形态，但在家庭内“主妇”享有相当大的权力。据任公说，蕙仙是个“厚於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的女子，她的家世背景显赫，又长任公四岁，冯自由谓任公“素有季常之癖”，的确很有可能。不过，旧时所谓“怕老婆”，在现代看来却也意味著对妻子较平等的对待。当年上海女学堂成立时，许多维新志士的妻子加入女学堂共事，蕙仙也在其中担任“提调”一职，调遣吏役、处理事务。只是一年后戊戌事发，女学堂渐入困境，蕙仙恐怕也因此离职，放弃她在公领域的发展。加上任公长年奔走国事、流亡海外，逼使蕙仙必须坚强扛起媳妇、母亲、大嫂的责任。任公对此显得欣慰：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密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页83）即使蕙仙对远行的丈夫有思念与依恋，也被任公浇冷水，希望她以大局为重。委婉的说法是：“卿日来心绪何如？烦闷否？望告知。想必烦闷，不待问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烦闷也。”（页83）明白一点的说法是：“卿问别后相思否？我答以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页137），因为任公所向往的境界是：“丈夫有壮别，不做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高楼一挥手，来去有何难。”（〈壮别〉，页95）他在公领域愈活跃，她就愈须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也因此愈来愈像贾母、凤姐般的传统中国女性--从公领域退却，但在私领域中撑起一片天。于是，这个公众人物的妻子的一生，就被丈夫归纳如下：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背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弱女避难澳门，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厌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樽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尽瘁焉。……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受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页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