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认为，旧中国的统治者对付帝国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蒋介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半独立性，恐怕是最巧妙的”[1]。比如，蒋介石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不但争取了大量的外援，而且从形式上废除了治外法权和实现了关税自主。1943年，国民党政府与英、美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了新约。新约虽然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是应该说它还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1]。蒋介石丢掉大陆，逃到台湾后，并没有“变成只是一条制造美国的小狗”，因为美国“需要他这个棋子对抗大陆，他的身份地位也高了，他争取半独立性的地位本钱也更多一点”[1]。“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1]。胡绳认为，蒋介石集团及其后继者在利用矛盾问题上获取实利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他们一面依靠美国，一面又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独立性，同时，通过成功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使台湾岛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所以，胡绳说：“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1]。
    不过，胡绳也指出，旧中国的统治者虽然有一些对付帝国主义的办法，但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主权，不能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们总是委身于某一帝国主义势力，不是依靠这一个，就是依赖那一个。他们利用矛盾的方法也主要是依靠一个去对抗另一个，或许有人在主观上也想多保住一些国家利益，或减少一点损失，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所以，旧中国的统治者只能使中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蒋介石也不例外。国民党是在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下夺取政权的，但是执政之后并没有真正反帝。“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开始露出尾巴的是1928年济南惨案。此后，不平等条约、租界等基本依旧”[1]。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一面依靠美英苏的援助，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放下抗日的旗帜，同时又一直在寻找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途径。这尤其表现在后期“消极抗日”的行为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当局同美国政府签定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协定。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形同美国的殖民地。这些都表明，蒋介石不能完全地站在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上。
    三、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两次合作时期
    台湾和大陆都有学者说，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胡绳认为，“就国民党史而言，这样说不为无故。从兴中会成立算起，历30余年，国民党始取得全国政权，取得政权后之十年宁不可贵”[3]？在这10年里，执政的国民党在经济特别是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诸多有影响的变革措施，主要包括：关税自主、税制改革、币制改革、公债发行改革、银行改组和金融资本国家化、发展国家资本、开发国防工业、整顿统一市场、发展交通运输业等。这些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如，1933-1935年完成的币制改革，不仅刺激了1935-1937年国内工商业以20%左右的增长率高速增长，而且由于采取汇兑本位制的法币与世界硬通货的联系更为紧密，也引发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1936年进口额达9.41亿元，出口额达7.0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了2200万元和1.3亿元。1936年1月竟出现了几百万元的贸易顺差[4]。1927-1937年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从3.2万公里增加至11.6万公里，新建成了7895公里的铁路[5]，这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为国民党后来顺利进行战略大转移发挥了很大作用。旧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即1936年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胡绳又指出，南京“黄金十年”实际上被无穷的阴影所覆盖。“以言统一，此十年间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且导致大规模内战”[3]。如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1月的两广战争、12月的中原大战等。由于各地方实力派军队的存在，“国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山西、两广各搞各的，四川、云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地方实力派外，各地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等势力各霸一方，国家统一无从谈起”[1]。统一仅仅是表面上的或形式上的。
    就经济而言，这10年间“经济虽有一点增长，但资产阶级是受压的，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1]。比如，阿瑟·N·杨格在他的《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就指出，国民党的关税自主、税制改革，虽对民族资本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实行这些改革的主要动因是增加财政收入以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加上对列强出台了片面的优惠政策，因此，改革后形成的由关税、盐税、统税为主体的中央财政收入体系，不仅给民族工商业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收入格局。这10年间，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90%左右，主要是向现代化产业部门征收的间接税，富有阶层负担畸轻而一般民众负担畸重。农业税为地方税种，庞大的中央军政开支和发展基金，主要依赖于只占国民收入10%左右的现代产业部门[6]。过重的税收不可能不遏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比如，1927-1935年，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强权的威力，通过采取新公债政策、金融渗透、增加官股等手段，把原来薄弱的国家金融资本一下子变成了全国金融业的主宰。本来这对落后的中国来说，不失为一条发达国家资本、增强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力的捷径。遗憾的是，国家金融资本在四大家族的控制下，通过对工商业的渗透，导致了官僚特权资本的形成和畸形发展。这实际上弱化了中国金融业促进国家资本主义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