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外关系而言，蒋介石集团虽然在保持中国半独立地位方面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一些，但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尤其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沈阳北大营枪声一响，瞬间东北沦亡，华北告急，将帅束手，阁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3]。
    根据上述史实，胡绳认为，“国民党于全国执政后之黄金时代，似非其最初十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之十年”[3]。
    那国民党在大陆的黄金时代到底在哪个阶段呢？胡绳认为，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应是与中共的两次合作”[1]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俄共中央和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创立了黄埔军校，建立了一支不同于旧军队的革命军队。国民党的组织在国共合作前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大多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而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已经建立了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7]。国民党的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比如风起云涌的沙面大罢工、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波澜壮阔的湘鄂赣的工农群众运动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更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此数年间，国民党面貌一新，生机勃勃，与前此之十年迥然不同”[3]。
    芦沟桥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从不抵抗主义转而主张“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7]。全国抗战由此而兴，中华民族危亡的局面由此得到转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党各派都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回顾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确有与民更新之气象。民主稍见开放，群众运动稍得开展，国民党与共产党由内战对立转而团结抗日，国民党内部之团结一致亦前所未有（汪精卫一派投敌可置不论）。团结抗日之格局既定，虽历尽波折，而百转千回，终能维持到底。在国民党当政期间，中华民族取得百余年来第一次抵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湔雪”[3]。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到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及其领袖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中国在近代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在此期间也得以奠定。
    所以，胡绳认为，如果以两次国共合作作为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岂不更为恰当”[3]？
    四、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
    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往往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在胡绳看来，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1]在20世纪的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意识到了农民和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国民党来说，无论是在孙中山时期，还是蒋介石时期，“都曾有过相当完备的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使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构想和方案，并且在一些地区部分地实行过”[6]。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扶助农工”的政策、“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纲领，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民党在其执政的20多年里，虽排斥工农运动，但是对农民与土地问题并没有放弃控制权。在1936年明确规定实施《土地法》之前，从中央到各省、市就颁布过240余种有关地政的法规及单行章程[6]。但是，由于国民党中有大量的人与地主豪绅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加之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它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真正付诸行动的土地改革只是限于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及租佃改良等三个方面，而且收效甚微。1937年后，土改则已经完全不在国民党的议事日程表上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胡绳说：“蒋介石似乎不大抓农业，虽搞了一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1]
    既然农村问题在中国如此重要，那它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办村治研究院，桂系在广西搞‘模范省’，都表示自己有一套治理农村的办法。晏阳初、梁漱溟也抓乡村建设，搞和平改良”[1]。这些改良都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是依靠地主豪绅阶级做点滴的纯粹的技术性改良，比如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发展合作社和农业银行、兴修水利、改良农作物品种等。这些改良由于都依赖与社会上层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乡村地主豪绅阶级的合作，所以在实践中并没有对农民产生多少实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国民党、蒋介石“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1]。
    国民党失败原因中的“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1]。胡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件进步的事情，而且在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可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都被蒋介石集团断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