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1]。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面貌发生了大变样，呈现出勃勃生机，如果一直搞下去，可能会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大规模的工农运动一起来，国民党就害怕了，感到了致命的威胁。工农运动也吓坏了只赞成有秩序的政治变革而反动剧烈社会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当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资产阶级、中间势力绝大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一边。“蒋介石上台后，人们以为他能发展资本主义了，可是抗战前十年，并没有真正搞资本主义”。他只热心于打内战，消灭异己，围剿红军。国民党在1927-1937年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大多数只是在形式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实质上却反过来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成立联合政府……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少”[1]。旧政协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中间势力尤其对此感到振奋。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协定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用这一新形势”[7]。国际上，苏美英等也赞同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但是，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结果，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协定，中国又一次失去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良机。
    胡绳还以1948年中国银行学会编印的《民国经济史》和《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上的材料为依据，说明了国民党政权没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比如，他以旧中国历来最称发达的棉纺织业为例，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是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和畸形发展的官僚资本。
    国民党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使“许多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经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不能不失败”[8]。
    五、国民党能存在上百年的历史原因及近代史上的三次转变
    20世纪前50前的中国政治舞台，可谓五彩斑斓。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组织自己的政党或团体，在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但历史的大浪淘沙，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国民党为什么有那么强的生命力，能有上百年的历史呢？胡绳在客观研究了国民党历史后认为，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国民党“虽在历史进程中常显露出其保守之弱点，然而在某些关键时刻每能与时俱进，不守故常”[3]。也就是“既改弦易张，而又使固有之正确主张得以发扬光大”[3]。
    胡绳认为，国民党在关键时刻每能与时俱进，具体体现于国民党在近代史上的三次大转变。第一次大转变是由兴中会扩大改组为同盟会。兴中会的依靠力量是会党。会党成员虽有强烈的反满情绪和反抗压迫的意识，作战勇敢，富有牺牲精神，但封建性很明显，游民习气严重，“强盗结义”的色彩浓厚，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1900年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流社会渐次卷入到革命潮流中来。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适应时代潮流，团结了革命的知识分子。按照胡绳的说法，是“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9]。同盟会成立1年后，会员即达1万多人，在国际和国内社会上的影响，大大超过兴中会时期。武昌起义后，各省推动革命的主要首领人物多半是同盟会党人。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被推举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也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兴中会在知识界倾向革命之际，不失时机地发展为同盟会，“此举对其能成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实起了决定作用”[3]。
    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变是中国国民党的改组。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经历了一段坎坷颠沛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士绅、清朝官员纷纷附和革命，同盟会内部变得派别林立。1912年，在早已存在分化的情况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4个政团合并组成了国民党，意在取得议会多数，达到控制责任内阁，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目的。国民党的称谓始于此时。但这次扩大改组与兴中会发展为同盟会大不相同。孙中山后来说：“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3]“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另组欧事研究会，国民党陷于瓦解。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他吸取了此前国民党组织涣散，领导不力的教训，试图把中华革命党建成一个高度集中统一并绝对服从于其个人的强有力的政党，以致于在组织形式上采取了中国秘密会党的一些做法，而其纲领却脱离了人民群众。这样实际上又倒退为一个激进的小规模秘密革命团体，未能成为当时中国的主导性政治力量。1916年，孙中山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称。1919年10月10日，正式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在这前后的几年里，国民党的状况非常糟糕。邹鲁曾批评说，国民党“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10]。到1923年，中国国民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中。欲重振国民党的革命雄风，势不能不改弦易辙。此时，孙中山经与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代表、中共代表会谈，渐次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获得了巨大成功。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与下层社会有广泛联系、在群众心目中有政治合法性、汇集了几乎所有对北洋军阀政府不满的社会势力、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政党。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所确立的党国、党军体制和新三民主义纲领，使中国大革命的进程没有因为孙中山的逝世而立即中断，并在1927年春达到了高潮，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胜利，为国民党奠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基础。所以，胡绳认为，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是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无此一举，不可能结束辛亥后十余年之困顿，而下开北伐战争之局面”[3]。
    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用胡绳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此则又一重大举动也”[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权甚至生存权的时候，作为一个含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它逐渐地表现出抗战的勇气。1935年，国民党开始了着手全面抗战的实际准备。它的对日政策，也从“攘外必先安内”调整到“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同时，根据时局的变化，也把政策从“反蒋抗日”调整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国共两党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同质性，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内在根据。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国际上，苏美英等大国也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敦促中国实现国内和平，对日采取抵抗行动。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党于蒋介石领导下毅然放弃一向坚持之反共内战之政策，执行团结抗日之方针，并保持此方针直至抗战胜利”[3]。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胜利，使国民党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