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沦陷区的接收工作。早在1945年9月5日，重庆国民政府便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肖肃毅为副主任委员。各战区、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到10月间，又经行政院长宋子文签请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当时，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由陆军总司令部主持外，一切属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处理工作，已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全国的经济接收工作划分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台湾七大区进行，从1945年9月起至第二年上半年基本上告一段落。在整个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见利忘义、丑态百出。国民党的腐朽面目暴露无遗。
    接收中的不同系统重复接收，大批机关相互争夺。各地敌伪资产，一般都要经过三四轮接收。当地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近水楼台”为第一轮；机动性较强的部队和前线部队，捷足先登为第二轮；陆军司令部系统与各省市接收委员会紧随其后为第三轮；行政院系统各部门及各地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取而代之为第四轮。其接收机构也多如牛毛，如：天津为26个，杭州为28个，北平为32个，上海竟达89个。这样往往出现“此封彼揭，封条重重”的情况。有的敌伪财产，被国府、省府、市府三道封条并贴，真是“你也抢我也抢”，“文和武争，官和民争”，“五马分尸，一劫再劫”。各接接收机关，“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而每多一次交接，即多一次损失，及其流弊所至，行如一洗再洗，如梳如篦。”（《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藏中国第2 历史档案馆。）军政部接收组在徐州接收了烟草公司和酱油厂等民用企业，还强词夺理地说：“当兵不能吃纸烟吃酱么，谁说不属军用”。（《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藏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 ）尚在筹建中的长春中央警官学校，竟以制桌凳为由，擅自接收大规模的锯木厂；以将来要制服装为由，接收服装厂。这种逻辑，使得国民党政府的清查团也慨叹：“如此间按扩张解释，则一机关所有敌伪事业，无不可接收者”。（《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藏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 ）而军事机关的恣意接收，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尤为突出。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称：“上海方面军政部接收之布匹，四倍于经济部所接收者，其中不合军用者，达三百余万尺”，“北平方面，行营所接收各种物品其价值至少伍拾亿元，远较其他任何机关为多”。（《关于接收敌伪物资之指示及文选》藏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 ）各经济机关在接收中也是争先恐后，互不相让。海南岛本应由农林部接收的农业机构共25个单位，竟被经济部抢先接收了16个，而农林部本身只接收了2个单位。 至于对房产的接收因无明确管辖范围，从而争夺更为激烈。北平市长熊斌看中了西堂子胡同1号一所德国人的房子，立刻派4名警察前去看守，并贴“熊市长寓”4字，而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也相中了这处房子， 又派3名军人前往看管。双方因此相持不下，一时被传为丑闻。 在上海，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因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竟相互开枪，死伤多人，发生了流血事件。对国民党在接收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腐败情形，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接收，“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1945 年12月19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报，藏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
    许多国民党军政官员，趁接收之机，贪污盗窃，敲诈勒索。第六战区副长官郭忏在负责接收湖北境内敌伪物资过程中，为了买好部属，贪污中饱，竟从接收物资中提出价值40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无代价地分给战区范围内各军官机关的官兵眷属，而其自己贪污、受贿的物资、金额更远不至此数。据称，仅第六战区接管会吞没的烟土即在十万两以上。各接收单位，偷盗之风盛行。据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的“清查团”报告，日本人留在海南岛的各种车辆达两千余部，但接收机关造册登记者仅九百六十一部，并且多为维修车或废车，其被偷盗数，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一些接收机关和接收大员，竟打着“接收”的旗号，敲榨勒索，强占民产。仅武汉市被无端没收的民有企业，即有上海大戏院、金龙云记面粉厂等29家厂商，还有许多民房也被霸占。据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地区调查团报告，平津两地“有战胜已经处理局核准发还人民之房产及战胜人民空房者，既不迁移，亦不履行租佃手续，官厅无力干涉，人民徒唤奈何”。 （《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藏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也深感：“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榨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856-857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年版。）普遍的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使得社会不宁，民怨沸腾。老百姓称国民党的接收为“劫收”和“劫搜”，称接收大员为“五子”（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登科人物。
    国民党当局如此混乱而无秩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地破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间倒闭、停工、停业。南京政府派到粤桂地区的清查团发现，该区接收的车船多半不能行走，工厂多半不能复工。经济部在海南岛接收的43所工厂中，全未复工者24所，短期复工，中途停工者18所，继续开工者仅1所。 （《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藏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 ）在该岛接收的农场和种研究试验场所，亦多半荒芜、停顿。最为可惜的是，农林部在榆亚区接区的全国唯一热带产业试验场，经多次抢劫，全被破坏。经济部在徐州接收的30家工厂，只有11家复工，且“收益寥寥，难以发展”，其余19家“或因机械不全，或因破产太甚，或因军队占据”，只好移交处理局标卖。同时，各地接收的物资，霉烂锈蚀也相当严重，天津社会局接收的粮食仓库中，一次就霉烂粮食2000余仓。粮食部接收的南京长江碾米厂仓库内，存放的大麦10000余石均遭虫蛀。 陆军联勤总部在徐州接收的两个粮食仓库，因漏雨，共霉烂山芋、杂粮300余万斤； 在南京接收的中央路汽车修理厂，堆放各种类型汽车500余辆，任其日晒雨淋， 锈蚀严重，连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想要十来辆卡车改装公共汽车，一时也不可得。航政局在海南岛榆亚区接收大小船舶200艘，沉的沉，烂的烂， 经一年时间只修复了7艘。国民政府还接收日寇所掠夺的大量土地， 此项计有：台湾日寇圈占的“官有地”若干万亩，约为台湾人民私有地之两倍；华北日军垦业公司土地50万亩；日军军粮城农场稻田43万余亩，日军华北农业实验场27万亩等等。然而，由于国民党接收大员只顾接收，不愿管理，致使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国民政府的经济接收，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这一点，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只图接收财产……致生产萎缩，工人失业”。（《关于接收为物资之指示及文选》藏中国第2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的经济接收除了造成生产萎缩外，还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即由于收兑伪币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战争结束后的第19天，国民党政府即颁布伪币与法币之兑换率为：中央储蓄银行钞票（简称中储券，流通华中及华南沦陷区的伪政权纸币）200元兑法币1元，中央联合准备银行钞票（简称联储券，流通华北沦陷区的伪政权纸币）5元兑法币1元，此项命令规定以4个月为兑换期， 同时规定任何人兑换总额不得超过法币5万元，在这4个月内，伪政权纸币与法币可以在市场上同时流通。这样以来，就使伪币的币值受到强制抑抵，法币的币值受到不合理的抬高。根据1945 年8 月份上海与国统区的批发价总额比较， 上海为中储券864万元，国统区为24万5千5百零3元，其币值对比应为中储券25元对法币1元。若以上海的批发物价总额（中储券864万元）与重庆（法币17万9千5百元）相比，应为48∶1， 而以华北沦陷区的批发价总额（联储券10万4千8百68元）与国统区之批发价总额比较，联储券与法币之比应为1∶2。
    伪币兑换币值遭受强行抑低的结果，使法币成为奇货可居，而同时又允许伪币与法币在4个月内可以按官定兑率同样流通， 其结果使沦陷区人民竟相使手中握有的伪币尽快脱手以换取物资，因而使物价飞速上涨。同时，由于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兑换法币之数额不得超过5万元， 使沦陷区人民在抢购之余，更竟相抢购法币，形成法币供不应求之势，使国民党政府必须增加法币以应急，法币流通额大量增加的结果，亦使物价为之上涨，因此，过低的兑率，过长的兑换期，兑换额的硬性规定以及在兑换期间两种货币的同时流通，使这4 个月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在经济接收之后，出现的生产萎缩，通货膨胀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战后的经济恢复问题，相反，由于它的腐败无能，致使经济在战后不久就已经酝酿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