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理想，梭伦按财产多少将公民划分为4个等级，以财富取代出身作为任官的唯一标准。可能执政官资格限定在前两个等级（23），因此没落贵族可能失去担任执政官的资格，富有的平民反而可能跻身其中，这就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平民与贵族分享城邦官职的权利。但是，贵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及执政官在城邦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古老的贵族成员不愿自动与非贵族的有产阶级分享此殊荣。因此，如果梭伦不通过改变选举程序的办法在执政官这座贵族堡垒上打开缺口，贵族与非贵族分享城邦官职的理想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抽签选举的引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直接选举与抽签并用即寡头与民主成分的混合丝毫没有偏离梭伦的“中庸之道”。根据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记载（24），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雅典的官员系由大豆抽签产生。由此我们可以对梭伦改革后执政官的选举程序作以下简单重构：4个部落的五百斗级和骑士级公民以自荐的方式参加各部落公民大会的选举，最终产生40名候选人。接下来候选人利用大豆进行抽签。40颗大豆被预先放入一个瓮中，9颗白色，其余是黑色，凡抽到白色大豆者即是执政官。9执政官全部产生后，再以抽签的办法分配各自职务，比如首轮决定名年官，即在瓮中放入9颗大豆，其中1颗为白色，抽到者为名年官。依此办法接着选出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剩下的6名自然是司法执政官（25）。
    在这个过程中，抽签的偶然性可能使古老的贵族成员和新兴有产阶级在执政官委员会中各占一定席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贵族和平民的感情。所以，抽签选举的引入可以看作是梭伦以财产划分公民等级这一措施的逻辑结果，不仅不违背改革的宗旨，还是实现其宗旨的一种有效手段。
    论据（2）的推理也不能让人信服。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话可以这样解释，即庇西斯特拉图原则上确实坚持了梭伦宪法，但作为城邦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不能排除他会做一些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改变。每年一任的执政官退任后要进入贵族议会，任职终身。此肘，贵族议会在城邦中依然享有崇高威望（26），以非法手段获取权力的庇西斯特拉图如果要使自己的统治长久，务必要寻求这个机构的支持。操纵执政官选举，尽量使自己的亲信、朋友担任执政官无疑是获取支持的理想途径。此时，与抽签相比，直接选举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希罗多德记载，为获取贵族的支持，庇西斯特拉图将贵族的子孙送往那克索斯做人质（27）。此外，他很可能又将选举权交给了贵族议会。一个执政官名单碎片显示，公元前527-522年地名年官几乎无一例外出自雅典的显赫家庭（28），表明庇西斯特拉图已获得了贵族的支持，而且他的支持者可能已经在议会中占了多数，所以当被控杀人时，他像普通人一样亲自到贵族议会为自己辩护，好象对结果充满信心（29）。
    至于《政治学》中的说法似乎无须过分深究。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只是泛泛地谈梭伦改革，遣词用语是否准确值得怀疑。实际上，梭伦并没有废除现存制度，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创新，继承了原来直接选举的成分，又加入了抽签选举的因素。因此，改革后执政官选举仍有直接选举的成分，如果不特别强调抽签，将其概括为“执政官的选举”或“执政官的任命”都未尝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亦不是对《雅典政制》的否定。另外，《雅典政制》更具说服力的原因还在于它的叙述是前后呼应的。文中22.5又记述了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即以部落为单位选出500名候选人（30），再进行抽签。亚里士多德强调，这是自僭主政治以来，首次使用这一选举办法，因为僭主政治下执政官是投票选出的。这句话暗示僭主政治下执政官选举办法与梭伦时代是不同的，从而证实了8.1的叙述，即梭伦在执政官的任命中增加了抽签的环节。
    梭伦这项改革的意义在于他通过改变选举程序、扩大候选人范围的办法，切断了任官和出身之间根深蒂固的联系，第一次对贵族的垄断地位给予打击。梭伦改革后，由于执政官仍是城邦最重要的官职，所以贵族和富有平民常为争取这一职位展开斗争。《雅典政制》记载，雅典人为解决纷争采取了折衷办法，决定选举10名执政官，贵族和非贵族各5名，并且五名非贵族成员由3名农民和两名手工业者构成（31）。对这则材料，有两点疑问：首先，选举10名执政官明显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的事情，之前仅有9执政；其次，梭伦划分财产等级是以农产品的数量为标准，手工业者大概并不包括在他的财产等级内（32）。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为：此处的10名执政官是针对部落候选人而言，规定每个部落的10名候选人应由5名贵族和5名非贵族构成，当然，他们应该出自前两个公民等级。至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区分大概是后来的事情。
    僭主改执政官为直接选举后，这种方法大概一直沿用到公元前487年执政官任用程序改革以前（33）。但由于希罗多德曾记载马拉松战役的军事执政官卡里马库斯由抽签选出（34），学者们对克里斯提尼是否改变执政官任命办法也存在分歧。巴迪安肯定希罗多德的记载，认为他的信息来源于事件参与者，这些人清楚马拉松时期执政官的任命办法。为解释史料的矛盾，他设计了一种兼有直接选举和抽签选举的方法，即首先选举产生执政官委员会，然后抽签决定各自的职务，他还把这一改变归功于克里斯提尼（35）。大部分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信息值得怀疑：首先，他有言必录、缺乏必要考证的治史方法不能保证他记述的每一个细节属实。这一点希罗多德自己也承认：“我的职责就是把我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至于我本人，则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36）其次，宪政史并不是希罗多德感兴趣的问题（37）。因此他们否认克里斯提尼曾对执政官任命办法进行调整。无论如何，克里斯提尼的部落改革都间接地影响了执政官选举：10个新的地域部落取代原来的4个血缘部落成为选举的基本单位，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取代贵族议会行使选举执政官的权力。与僭主政治相比，尽管形式上都是直接选举，但两个时期执政官的权力是有差别的。在僭主统治下，执政官虽然身居高位，却成了僭主这个无冕之王的代言人，其权力和主动性都受到很大限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后，执政官的权力地位得以恢复。马拉松战役时，军事执政官主持将军委员会并且在军队中占据右翼，这本身即是权力的象征，因为占据右翼曾经是国王的特权，表明军事执政官仍是整个军队的最高指挥官（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