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西方国家贯彻其冷战意志的军事-政治工具，北约在统一西方国家政治思想、贯彻防务安全战略、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对冷战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赋予其某些制度化和集团化的特征。在北约作用下，西方阵营内部形成了多边或双边化的安全结构，在大西洋联盟体制下，北美与西欧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日趋密切。其中，美国与加拿大构成了大西洋联盟的北美支柱；在欧洲内部，西欧联盟则成为欧洲防务联合的一个重要部分，与北约既重合，又独立。同样受北约影响，欧洲政治与安全实践呈现出新内容：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对峙，东西双方在欧安会赫尔辛基会议精神下实施安全合作、欧洲核竞赛与核禁试实践、欧洲削减和控制武器谈判等，欧洲冷战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作为美苏冷战斗争的产物，北约理应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连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北约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逐步淡化，北约将退出国际政治与军事舞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舍莫尔提出：“苏联的威胁为北约团结提供了一种粘力，撇开这种攻击性的威胁，美国有可能放弃欧洲大陆，同时，它领导了40年之久的该防务联盟可能会就此解散。”[1] 较之为甚，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肯尼斯·华尔兹在回答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的咨询时，更是直言不讳，“北约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东西”，“问题的关键不是北约作为一个重要机构还能维持多久，而是它的名字还能徘徊多久”。[2]（P174）然而，事实是，北约非但没有在冷战结束后衰退或者消亡，相反却得到更大发展，其程度甚至远远超出冷战时期。
    那么，支撑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继续存在且不断深入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冷战结束后，综观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西方国家的联盟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领域，开始向社会保障、宗教信仰、大众文化、科学技术、环境治理、防范与打击犯罪等领域拓展。北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号召力大大减弱，冷战思维不再是整合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唯一动因，在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影响北约发展的因素。
    围绕北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扩张政策及其实践，通过比较分析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导致北约扩张的多个历史因素，本文试图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总结北约对外扩张的动因与规律，对北约在新国际格局中政治体制的发展、安全战略以及联盟形式进行预测，以更好地认识北约。
    一、北约历史上的扩张及其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苏联合操纵下，世界进入冷战状态。在东西方冷战中，美苏双方都为能赢得优势而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扩展其冷战联盟阵线，北约就是这种冷战实践的产物。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十国在华盛顿联合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美、英等国在酝酿大西洋联盟之初，就曾计划将整个北大西洋地区尽数纳入集体防御范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1948年2月向议会发表的演讲《英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中，就曾清晰地描述了未来西方联盟的范围，即“我们应该组织一个由美国和自治领支持的西方民主体系，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希腊、可能还有葡萄牙。一旦条件许可，我们还希望包括西班牙、德国，因为没有它们，西方体系是不完整的”[3]。
    在最初的大西洋联盟政策中，其冷战思想随处可见。首先，在北约初始成员国中，意大利与冰岛侧身其中，可谓集中体现了联盟的冷战色彩。因为前者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败国，其政治地位尚未得到战后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后者自1944年独立后一直是非武装国家。两国入盟北约，既有悖于国际安全与欧洲防务传统，又跟北约自我标榜的“维护和平与安全”精神背道而驰。其次，对葡萄牙的成员国资格，北约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西欧国家一致认为，葡萄牙处于萨拉查专制统治下，严重背离西方的“民主、自由”标准。葡萄牙能跻身北约之列，纯属是美国反共与冷战的需要。“对美国防务设计者来说，出于获得大西洋其他部分战略落脚点的同一考虑，促使其邀请葡萄牙加入北约，因为葡萄牙控制了亚速尔和曼德拉群岛。事实上，在北约成立之时，葡萄牙及其海岸岛屿不仅仅被视为美国及其盟国海岸力量进入或退出欧洲大陆的关键着陆点，而且也被视为美国制定其南美、西部和南部非洲、波斯湾以及近东防务战略所要考虑的中心要素。”[4]（P49）可见，在北约创立之初的联盟思想中，强烈渗透了谋求全球军事对抗、遏制和包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战略考虑。
    就北约的安全战略而言，在西欧-北美作为北大西洋区域战略中心的基本考虑之外，北约一直谋求最大限度地扩展其战略安全范围。由北约建立之初的战略格局可见，向北直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南延伸至亚平宁半岛，向西南扩充至伊比利亚半岛，其防务战略区域极其辽阔。这一格局不仅立意于最大限度遏制苏联与东欧，而且也为北约的未来扩张奠定了基础。“使用北大西洋这个词，而且从《北大西洋公约》文本完全省略了欧洲的名字，条约的设计者筹划了一个美国的而非欧洲的条约，加拿大、冰岛甚至葡萄牙加入北约组织，其重要性不在于地理位置，而是由于其与欧洲以外地区的联系。”[5]（P20）大量处于北大西洋防务安全边缘地带的国家或者地区被延揽进北约，这反映了北约安全战略在确保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同时，也强调其政治利益。意识形态的张扬，防务安全职能的不断加强，推动着北约在冷战中持续扩张。
    然而，冷战时期北约对外扩张，主要以不断扩大冷战联盟的方式进行，其基本路线是：首先吸收希腊、土耳其入盟，然后吸纳联邦德国加盟，其后将西班牙延揽入盟，最终体现北约防务安全的“完整性”。事实上，早在酝酿北约之初，希腊与土耳其就曾积极谋求成为北约的创始国。然而，由于两国地处北大西洋区域防务安全的边缘，远离西欧-大西洋防务安全轴心；再加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与北约各国大相径庭，很难与之比肩同行。此外，东南欧地区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欧洲的动乱之源，西欧国家普遍惮于与希、土结盟而卷入东南欧的民族纷争和国家冲突，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希、土两国无缘成为北约的初始成员国。
    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对欧洲冷战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北约作为西方冷战工具的特性突显，其冷战化军事-政治职能进一步扩大，寻求欧洲防务安全、建立东西方“新战略平衡”，成为北约吸纳希腊与土耳其入盟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北约领导人普遍深信，“斯大林对欧洲也像对朝鲜一样，有自己的计划”[4]（P55）。1952年2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斯本召开会议。会议除讨论理事会的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转、新安全方针等议题外，还特别讨论了希腊、土耳其入盟问题。最后，北大西洋理事会正式决定吸收希腊、土耳其入盟北约。对北约来说，尽管希腊与土耳其并非大西洋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具有特殊意义。两国和意大利一起，构成了北约的地中海战线，即“北大西洋的北部地中海联盟”，这使地中海能够成为北约的内湖，其西出口由英国和西班牙控制，东部地区则由土耳其控制。[6] 土耳其扼黑海出海口，挟欧亚大陆桥之地利，事实上成为北约阻遏苏联穿越黑海海峡、南下地中海的关键。毫无疑问，吸纳希腊、土耳其，北约可以加强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的南翼战线。希腊、土耳其入盟北约，同样反映了北约唯意识形态思维以及冷战化扩张。
    继希、土两国入盟北约后，北约又将其扩张目标对准联邦德国。在美、英等国看来，联邦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加入大西洋联盟势在必行。北约成立一个月之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提出联邦德国参加大西洋联盟的计划，英国总参谋部的一些高官甚至建议联邦德国建立12个师，用于防卫欧洲。[7] 此后，北约内部关于延揽联邦德国入盟的呼声不断。在里斯本会议期间，北约理事会详尽探讨了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可能。尽管法国反对，联邦德国进入北约的实践也一拖再拖，但是推动其早日进入北约防务安全体系，已经成为20世纪50年代北约谋求战略扩张的一个重大政治与军事目标。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欧洲人要保卫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却排斥其于共同防御之外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