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联邦德国纳入大西洋联盟，美、英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西方国家与联邦德国订立《波恩专约》，恢复其主权国家的地位，结束其作为美、英、法三国占领地的政治状况。英国甚至出面对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进行改造，将联邦德国与意大利囊括其中，使之成为西欧联盟。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战略形势出现巨大变化。朝鲜战争结束，日内瓦会谈举行，东西双方之间出现了冷战对峙中的首次缓和，因为“很明显，到1955年，东西方之间全面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降低，和平共存正变得更加可信”[9]。然而，正是在这种相对缓和的国际形势下，北约最终还是吸收联邦德国入盟，这反映了主导北约政治与军事实践的冷战思维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在北约看来，北约与苏联东欧集团一直在常规军事领域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成为北约在防务安全上挥之不去的梦魇。缺乏联邦德国参与的北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等于是在其防务中心地带向敌方敞开了大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不仅可以弥补北约与苏联东欧集团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差距，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填补中欧战略中心的真空，强化北约的防务安全实践。
    事实上，和北约吸收希腊、土耳其的考虑一样，联邦德国入盟北约，仍然是北约将其战略防御基础建立在对苏联东欧集团可能发动武装攻击的假设之上，即“苏联试图击败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它的力量将到达大西洋海岸、地中海以及中东”[10]。这一假设没有任何现实依据，苏联东欧集团从来没有谋求在欧洲大陆进行扩张的计划，这充分说明北约防务安全战略中存在的逻辑矛盾。而导致这种危机意识以及炮制对抗性战略的根本原因，还是北约所坚持的冷战化惯性思维，这成为主导北约政治实践与防务安全战略的一贯原则。
    和希腊、土耳其以及联邦德国相比，西班牙是冷战时期最晚进入大西洋联盟的国家。然而，从北约建立伊始，西班牙就一直是美英当局关注的对象。北约对伊比利亚半岛战略地位的认定，并不仅限于葡萄牙。美、英在吸收葡萄牙入盟北约时就承诺，尽快将西班牙纳入联盟，不使葡萄牙违反1939年它与西班牙订立条约所涉及之义务。鉴于西欧国家普遍排斥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北约在其建立之初并没有吸纳西班牙，但始终没有放弃拉拢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东西双方可能在中欧地区首先发生战争的战场，而且在其北部横亘比利牛斯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能够为北约的常规武装力量提供一种在欧洲大陆最后的防御堡垒”[11]。可见，北约吸纳西班牙入盟的中心考虑，无非是西班牙在地中海、大西洋以及欧洲大陆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东西双方冷战缓和与对峙并行，冷战的危险性与对抗性大大减弱。此时，西班牙加入北约之举，还是北约的冷战思维在作怪。尽管存在着北约谋求扩张与国际现实的矛盾，尽管其间西班牙领导人菲利普·冈萨雷斯还以“历史的矛盾症结”[2]（P21）为由，反对入盟北约，但最终西班牙还是加入了北约。此举使西班牙与北约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导致了西班牙在入盟问题上不断反复，以致北约不得不在其防务安全实践中对西班牙做特殊安排，比如北约不派驻军队、不放置核武器、使西班牙武装力量配属特殊化等，以此显示北约防务安全体系的“完整性”。
    北约在冷战时期的扩张，以西班牙进入北约告一段落。但是从北约扩张的历程看，唯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已经深深植根于北约灵魂的深处，成为主导北约对外扩展的重要动力。尽管其基础变化了，环境变化了，但是北约的战略主导思想却少有变化，这在冷战结束后的北约发展进程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二、冷战结束后的北约东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约秉承其在两极体制下贯之始终的冷战化思维，不是利用冷战的结束偃旗息鼓，放弃其孜孜以求的战略优势，调整发展思路，而是凭借苏联东欧剧变所引发的欧洲安全结构变化，无限扩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与军事作用。北约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其长期推行冷战对抗政策、实施政治-军事实践的一次重大胜利，视之为建立“北约新时代”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不遗余力地谋求对外扩张。
    1990年7月，北约在伦敦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北约在新安全环境下的发展战略问题。会议提出，北约将依照国际形势的需要，改造其现行的联盟体制、军事战略，1991年11月，北约召开罗马首脑会议，正式确定向前苏联东欧敞开大门的“扩展战略”。罗马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欧洲新安全与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简称“北合会”，该组织包括了所有北约成员国、中欧与东欧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北合会作为北约对外扩张实践的先导，开启了北约东扩进程。
    从20世纪90年代初北约确定其东扩指导方针，到2004年北约实施第二轮东扩，北约东扩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罗马会议到马德里会议，这是北约东扩的政策酝酿与准备阶段；从马德里会议正式确定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入盟，到2004年4月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七国加入北约，这是北约东扩的具体实践阶段。而且，北约东扩进程并未就此结束，它还将在未来一个阶段中继续发展。
    在其东扩的酝酿与准备阶段，北约在东扩战略中强烈灌输了唯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冷战结束后，北约将其政治目标简化为两点：其一是最大限度地遏制并抵消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使之在北约所设定的欧洲政治与安全结构中就范；其二是最大限度地消化并扩充其“冷战胜利成果”，尽可能多地吸纳东欧、中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国家进入西方阵营，从根本上确立北约在欧洲政治与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北合会尽管囊括了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但其针对性非常明显。用北约前秘书长维尔纳的话来说，该组织是一个讨论某些关键性安全问题、极为有用的论坛，比如说前苏联的核武器问题。[12]（P75）尽管苏联不复存在，北约仍然抱定前苏联国家会给欧洲安全带来某些不安定因素这一宗旨，以某种既定的偏见看待与前苏联国家有关的欧洲安全问题，并将之作为北约制定其未来战略、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北约这一战略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东扩的对抗性和冒险性。
    1995年9月，北约发布《北约东扩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东扩目标将不仅仅满足于把中欧、东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纳入大西洋联盟范畴，而是要形成一个新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架。为此，北约将积极鼓励和支持北约准成员国在更深层次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切实增加这些国家的民主、自由透明度，促成其与北约更密切合作。为此，北约为其未来东扩确定了三项政治原则：第一，北约将首先考虑要求加入北约的中欧、东欧国家的政治意愿，考虑其能否对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稳定发挥作用；第二，充分考察入盟北约各国的军事、安全与维和能力，考虑其能否承担起北约的干预要求；第三，任何北约以外的国家和组织均无权决定北约的东扩进程或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