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东扩报告》明确宣布了北约通过东扩、重整欧洲安全秩序的单边主义政治原则。在其东扩设计中，北约将东扩进程纳入构建新欧洲-大西洋安全框架中，它对东欧、中欧等国的扩张，不仅牵强附会以“民主、自由”的要求，还提出维护大西洋地区安全的任务。北约的东扩设计，是将其政治利益与防务安全融合为一。北约明确表示，将不会吸收俄罗斯入盟，但也不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东扩的绊脚石。因为在北约看来，“俄罗斯并非大西洋联盟的合适候选国，俄罗斯不只是太大了，而且它与北约各国大相径庭。没有一个北约国家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愿意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的规定，防御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因为不同于东欧人，俄罗斯人对遵守联盟的规定与责任毫无兴趣”[13]（P75）。北约东扩实践不仅从一开始就将俄罗斯排除于联盟之外，而且将俄罗斯定位为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敌手。
    1997年5月，北约理事会召开辛特拉会议，成立了欧洲-大西洋伙伴理事会，正式取代北合会。该理事会明确提出，要将北约东扩全面纳入欧洲安全合作的框架中，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北约东扩而带来的政治摩擦与社会动荡。与北合会不同，欧洲-大西洋伙伴理事会的社会职能更加丰富，组织机构也更加完善，当然，其对俄罗斯的政治抑制作用也更为明显。在北约逐步确立欧洲政治与安全结构的过程中，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俄罗斯都很难改变北约所设定的欧洲安全架构，而大量的中欧、东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更是俯首听命，完全听从北约的摆布。至此，北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完成了东扩的准备，北约东扩进程由此步入实践阶段。
    1997年7月，北约在马德里召开首脑会议，正式决定吸收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入盟。北约将上述三国列为首批吸纳对象，其直接原因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中，三国较其他国家取得了更迅速、更直接的变革成效，不仅经济发展迅速、政治过渡平稳，而且社会安定，因而成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入盟北约的“典范”。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北约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短短几年中，自己完成了在半个世纪冷战对抗中所没能达到的战略目标，北约从未如此之近地靠近前苏联，如此之深地楔入欧洲内陆，如此放心地享有“安全”，这实际上还是其冷战思维和地缘安全战略在作怪。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甚至认为，北约的扩张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未来的俄国威胁，确保东欧、中欧满足其防务安全职责，不使欧洲大陆中心留下危险的安全真空，避免在未来欧洲东部划定一条新的分界线……东扩可以弥补这种分裂状况或者使之变得毫无意义。[13]（P197）
    继北约首轮东扩后，在尚未完全消化其东扩成果的情况下，北约理事会又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扩张。2002年11月，北约在布拉格召开首脑会议，商讨21世纪北约所面对的重大威胁以及安全挑战，提出北约的新世纪安全战略。布拉格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讨论并确定北约的新世纪战略方针，其二是实施北约第二轮东扩进程。布拉格会议明确提出：“承认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七国成为北约新成员国的资格，加强北约在今天以及明天应对挑战的能力。（北大西洋理事会）将立刻实施2003年3月底订立的（七国）准入备忘录，并且在2004年5月首脑会议上完成上述国家入盟北约的进程。”[14] 在北大西洋理事会的直接主持下，上述七国按照北约既定的政治与军事标准，对其政治、经济制度、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力求达到北约“透明”、“自由”的标准。与此同时，理事会也在原则上放松入盟标准，竭力突出七国在东欧、中欧以及东南欧的战略地位，同时强调北约对这些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鼓吹北约与联合国、欧盟、欧安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突出欧洲-大西洋安全建构的必要性，强调与俄罗斯的合作。
    作为北约第二轮东扩的直接结果，2004年5月，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七国正式入盟北约。至此，北约成员国由最初的12个发展到26个。新的北约联盟所覆盖的地理疆域北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抵亚平宁半岛，西接北美大陆，东入欧洲内陆，直接与俄罗斯接壤，北约名副其实成为地跨欧洲、北美两大洲的军事-政治组织。在北约优势力量的主导下，欧洲安全与政治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在于：西方国家在新欧洲安全板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俄罗斯及其所代表的欧洲力量则在新安全格局中的作用受到极大抑制。北约扩张所引发的政治波动决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它在社会思想与民众心理的深处引发了俄罗斯空前的危机意识，这一情形反过来又将对欧洲安全格局的演变产生影响。
    三、北约扩张的历史与现实总结
    如何看待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的扩张？它究竟和冷战时期的北约扩张有何区别？这是我们研究北约扩张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很显然，北约在冷战两个时期的扩张，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两者在政治指导方针、行为方式上如出一辙，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是两者在许多方面又不尽相同，双方在战略角色定位、防务安全范围上有区别，在北约未来功能、发展方向等方面也不相同。
    全面认识北约扩张，关键在于对北约性质的解析。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从其本源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本就不是一个联盟，事实上，它是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一项单边保证。北约的外在形式保证了每个成员国都承诺对其他成员国实施助防行动，但是在内里却是另外一些内容，即只有美国能够保护其自身及其他国家。[15] 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那么只能将北约在不同时期的扩张解释为美国不断扩大其安全范围，这实际上是将北约的防务安全等同于美国的欧洲防务安全。如此认识，会使冷战时期与冷战结束后北约扩张在本质上难有差别。显然，这种对北约扩张的理解既不适当，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尽管美国在北约内部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控制和影响着北约的政治方针与对外战略，但是这不能抹杀西欧国家特别是北约自身的政治与安全作用。作为西方最大的军事-政治组织，北约在冷战时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治体制、行为规范以及军事战略，它不仅在冷战中发挥作用，而且在冷战后也越来越具影响。无论如何，北约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客观现实。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北约，在许多方面很相似，但是差别也很大，这反映在北约的扩张实践中。
    冷战后北约扩张的特点主要有：
    1. 更具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色彩
    毋庸讳言，比较冷战结束前后的北约扩张，两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已经结束，但北约仍沿袭了旧的冷战化思维，并使之成为北约继续存在的一种政治助力，进而将其演绎为一种普世化的政治认识论与价值观。以此作指导，北约着力于改造国际政治与安全结构，这已经成为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领域霸权主义政治的一个新内容。美国学者沃伊泰克·马斯特尼在评论东欧、中欧国家入盟北约问题时，曾深深触及北约扩张的本质，他认为尽管“创立北约时所要应对的威胁已经明显不存在了，但是北约的扩展仍然被人们视为是一种较高的姿态，北约的候选国家牢牢抓住了北约联盟建立的价值”[16]。在此，所谓北约建立的价值，事实上就是贯穿北约历史的唯意识形态化方法与冷战思维，这已成为主导一切北约政治实践与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只不过和冷战时期的北约相比，冷战后的北约对外扩张，在冷战化思维以外，其新霸权主义主导下的地缘战略也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