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由于上述两点的原因， 不能立即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只能用含糊不清的“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作为过渡。所以说“借助这样的办法”把委员会的工作集中起来，然后再来建党。
    魏金斯基的思路是以俄国建党的历史为蓝本的。俄国先在彼得堡把所有一切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然后各工业城市也建立“解放斗争协会”，几个城市的斗争协会同犹太社会民族主义总同盟（简称崩得）等组织一起召开代表大会，把分散的革命团体集中统一，并结合成政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实际上各组织并未统一，工作没有一致的路线，没有一个中央的统一领导。相隔5年，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依然是各组织选代表，由于成份复杂、 思想分歧，一部分代表退出大会；又在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把党分成两部分，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而陈独秀的建党思路则截然不同。鉴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状况，和对辛亥以来中国政党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团体、对青年的看法，他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提出要建立革命政党。他对政党的一贯主张是以个人独立信仰和志同道合者结合为前提。他在1916年底就说：“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33、451页。）
    1919年1月，他论及中国的三害：第一是军人害，第二是官僚害，第三是政客害。这三害存在，中国政治就没有清宁的日子。他主张要除三害，重要的是建立革命的政党。他说：“社会的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9月版）第233、451页。）当时他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要组织政党，就要靠“社会的中坚分子”。现在与李大钊相约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要以个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首要条件。所以他的建党思路是以单个个人为对象，经过考察了解，把有共同信仰的人吸收进来。他从点开始，即使小到几个人，也以共产党命名，通过党章党纲，作为建党的开端，然后扩展出去。扩展到其他城市也是以单个个人为发展对象，不是先从有多少城市、有一定数量的已有的组织为基础，然后再来建党。
    魏金斯基是力求规模效应，陈独秀是求相对纯洁。
    从规模效应的角度看陈独秀的做法，乃是手工业方式，小组习气。从求相对纯洁的角度看魏金斯基的做法，必然造成混杂不清。双方的思路明显不同。因此，陈独秀顺着他的思路进行建党活动，并不需要向魏金斯基汇报请示。
    魏金斯基也顺着他的思路进行活动，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许多活动、工作免不了与陈独秀接触，这样两种思路的矛盾就反映出来。在魏金斯基写信的8月，就有两个突出的矛盾， 一个是关于召开工会代表会议；一个是关于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工会代表会议，魏金斯基8月信中说：“这一个星期， 我们的组织处为工会的中央委员会而召集会议，每10个工会和行会派出2 名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上将产生出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委员会。”陈独秀对此则从根本上反对。他在8月22 日的《劳动界》上发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100、94-95页。）
    陈独秀对已经成立的工会、“工界团体”的评价，并非信口说来，而是调查考察的结果。在纪念这年五一劳动节时，7个工会参加筹备， 陈独秀被选为筹备会顾问。此时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对这些工会尚未真正了解。经过五一节及以后的交往，并参加进去，实地调查，他们弄清了这些工会负责人的真面目及其组织工会的企图。1920 年8月之前，上海的新式工会总共十来个，招牌都很大，大多挂上“中华”的名头，有的号称会员万余人，名册洋洋大观，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那些负责人，不是政客，就是资本家、工头之类，它们的宗旨无不以“振兴国货”、“发展工业”、劳资协调、工界（包括劳资）团结为内容；它们的行动是以发通知、发通电，支持国民党的某些政治主张以及召股投资等，谈不上在工人中进行实际行动。有的则完全是有名无实。
    现在魏金斯基要在这样的“工会”基础上开工会代表会议，还要产生工会中央，要依靠这样的工人组织来建党，岂非缘木求鱼！所以陈独秀明明白白地表示反对。那么还去开什么工会代表会议，产生什么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呢？在上海召集工会代表会议组织工会中央这件事，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关于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即是否同他们合作的问题，俄共在华人员都是主张并实行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鲍立威率先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合作；魏金斯基倡议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开代表会议，以求成立集中的组织。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联系和依靠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陈独秀在7月会议之后，对于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 从消极对待转为公开反对。他的《谈政治》不仅泛指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针对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1.陈独秀提出无政府党人是根本上反对政治，说他们是中国所有主张不谈政治的人们中最绝对反对政治的一派。以张东荪、胡适为代表的学界以及商界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相对的。而无政府党人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 100、94-95页。）陈独秀表明：“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些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100、 94-95页。）在这根本性的观点上、态度上绝然对立，当然是无法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