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针对魏金斯基强调革命组织的联合，把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笼统地称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革命小组”，以求统一集中，陈独秀指出：“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
    3.陈独秀用俄国作比喻，来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他说：“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100、 94-95页。）
    这些内容，与其说是批判无政府主义，还不如说是声明不能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
    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表明这是他“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谈政治》的发表，就是宣告他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再合作。我们没有资料可以了解到陈独秀与魏金斯基怎样讨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魏金斯基接受陈独秀的意见，解散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终止了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通常的说法，即魏金斯基来华不久即与李大钊、陈独秀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因之而积极从事建党活动，从档案材料分析，是缺乏根据的。
    第二，中共上海发起组与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是分别进行的，因此，没有发生像北京、广州那样有无政府主义者混入的情况。
    第三，魏金斯基8月信件提到的革命委员会， 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散而消失，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无直接关系。
    （三）俄共代表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时的作用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过程，固然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者独立自主地进行的，但是魏金斯基来沪后，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及以后的工作仍有着帮助和促进作用。
    第一，十月革命对中国探索救国图强之道的人们本来就有很大影响。魏金斯基到沪后，广泛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者是很大的鼓舞；促进一批先进的人们要走俄国人的路，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作风，加速了建党的进程。
    第二，办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为传播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信息，为培养党的干部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在学生组织中提出并鼓动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第四，当俄共（布）代表直接领导的以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为基础建党的打算不能实现时，随即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以及有关同志联系，了解情况，肯定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并给予帮助，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表现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和张国焘时，是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名义出具介绍信介绍的。张国焘曾回忆道：“1921年1月间， 他（指魏金斯基--引者注）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注：《一大前后》（二），第389、156、157页。）他在与李大钊、 张国焘交谈的过程中，“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注：《一大前后》（二 ），第389、156、157页。）中共上海发起组与共产国际直接发生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