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胡适出席善后会议，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袁伯谐在《敬告胡适之先生》一文中指出：胡适的尝试只可应用于文学，而不可运用于政治。他说：参加善后会议之人三分之二以上为军阀和政客，因此，“假使可决某一事为不当，胡先生虽欲以‘唯实主义’不惜掉三寸之舌与恶魔战，乐得而否决之，到此恐亦无现身说法之余地矣！”他还指出，胡适“从政于善后会议之门”，实属“对牛弹琴”之举，于国于己，皆不“经济”。他说，“胡先生直欲以国家大事而实验其所谓尝试者，胡先生则经济矣，可怜中华国民不堪诸君之尝试何耶？！胡先生主张‘有计划的上台’者也，……设不幸胡先生有计划，以不能贯彻其计划而履行其所谓‘有计划的下台’之一语，……恐其下台之计划，仍免不了懊丧，免不了出会，免不了‘不合作’，是在胡先生自身而言，亦不经济矣。”（注：“邵飘萍致胡适·附一”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如果说袁伯谐对胡适的批评是善意的规谏的话，那么，董秋芳的下述言论就颇含几分误解与挖苦了。董秋芳在《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中指出，善后会议是分赃会议，“实在不值一试，不能一试”。他说，“向来因为仰慕先生那种‘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精神，所以看到中国民族之日就沉沦，便望着以好人自负的先生之东山再起，在言论方面，给麻醉似的中国民众，指出一条生路。等到现在，不但我们所期望于先生者，一无所有，便是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恭喜先生，数年来埋首书丛的结果，构成了名流学者的资格，运会所至，居然得了临时执政的段芝泉先生底宠招，行将和许多达官贵人们握手谈心，讨论所谓军国大事，孔二有云：‘富而可就（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先生真能阐悟儒家哲学的精髓了。”由此，董秋芳指责胡适过去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等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在他看来，胡适已经落伍，再也不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了，“‘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注：“邵飘萍致胡适·附二”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胡适在接到邵飘萍转致的袁、董二函之后，表现得甚为平静。他说，“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然而，对于邵氏认其为段氏之“同乡”，把他和当局“拉在一块”，胡适感到颇为“诧异”和“不愉快”。他说，“今读来书云云，盖知先生真疑我与‘当局’有何关系，或疑我之参加善后会议是为‘同乡’捧场。如先生果有此意，那就大错了。我与今日之‘当局’毫无关系。”（注：“胡适致邵飘萍”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从胡适在会议中的表现来看，此言不虚。
    对于胡适参加善后会议，也有人表示了认同。任鸿隽致函胡适说，“此次会议中，真正以学者资格加入的，恐怕只有你一个。很希望你尽力替大局做一点事，以间执外间奚落者之口。你在文学上的尝试已成功了，政治上的尝试想来不会失败，这是我们可相信的。”（注：“任鸿隽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陈彬和则向胡适提议：既然参加了善后会议，就应该“在会场里积极的试一试”，“写些大文章，发表坚决的主张、远大的计划（虽唱高调，也是有价值的）”，否则的话，就“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注：“陈彬和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事实上，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也正是如此，主动地参与，积极地试验，最终又消极地退出。
    总之，胡适出席善后会议，与他对中国国情的模糊认识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是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一向认为以和平会议的方式解决国是比武装对打要好得多。所以，尽管他对善后会议心存疑虑，但仍欲“试他一试”。在他看来，不“试他一试”，焉知善后会议不能开成和平会议？！所以，对于胡适出席善后会议一事，我们不应一味地强调其“反动性”，更不能简单地认为，胡适出席善后会议，就是“窍时乘势”或为“同乡”段祺瑞“捧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