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封”之家的发展，不仅是对传统的君权中心论的挑战，也在事实上给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制以极大冲击。这股力量的崛起，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崇尚政治权威（帝、王）心理被逐利心态所替代，并使政治等级秩序加速腐败，处于无序化局面。司马迁称这些私营工商业、农牧业、高利贷者为“奸狡之徒”，持批判的态度。
    东汉仲长统则从正统儒家立场提出对社会现状的忧思，对私有经济发展进行批判。他指出，当时一些富商大贾“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后汉书·仲长统传》）。“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娼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昌言·理乱篇》）为此，仲长统提出打击工商豪强、恢复古代井田制、反对土地兼并、加强农耕等措施，并提出十六条救世政务纲领，即：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失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后汉书·仲长统传》）
    十六条政务纲领尽管有其合理之处，但根本要旨是将儒家经济消解论与法家经济干涉主义相结合，向往一个寓封建政治等级秩序与小生产自然经济相合一的宗法性的农业社会。这正是董仲舒思想的继承，也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对经济、土地问题的一种权威性的经学阐释。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在遵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内法外儒意识形态的同时，在经济上都厉行平均主义与重农抑商这一方针，并从思想上政策上伦理教化上视为处理、把握经济问题的圭臬。西晋占田制、隋唐均田制以及历朝厉行的对农牧工商业主（豪强）的打击，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小生产自然经济长期存在，散居各地的宗法血缘性村社及官僚体制中的宗法性品格获得了最深厚的土壤与基础。而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农”思想与政策也在这种基础上得到不断强化。[5]
    由上述可见，魁奈重农学派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在重农思想的出发点上，魁奈是企图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去找出和掌握经济规律，探索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在批判当时以货币为重点的重商主义的思想中，找出一条解决法国财政与经济危机的政策与措施。在其《农业哲学》一书中，魁奈言：“我们只有由说明组成经济机构有关的全部要素，才能达到了解最单纯的真理目标。这样，最先必须熟悉这个再生产机构的全部过程。”[6] 这种对经济过程的解剖，基础是建立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产发展而提出的一种经济学思想与方法。为此他还写了《经济表》来阐述经济运动的过程。显然，魁奈提出“重农”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与发展正日益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传统中国，“重农”思想的发展与实践，都是与统治者的军事轨迹和政治实践分不开的。它是试图将经济纳入军事与战争轨道（例如秦），或通过抑制与打击工商业者，通过所谓“重农”来“编户齐民”，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由此巩固封建专制的君主政治。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都是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换取政治统治的独裁与稳定。所以，中国传统的“重农”理念，本质上是困农、贫民，并以弱民强国为目的的。
    其次，在重农的内容上，魁奈的“重农”思想是寄希望通过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公平”“正义”以及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来增加社会财富，合理解决人口、消费、需求、价格、价值的关系，由此繁荣社会的生产、流通。所以，他主张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主张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使国家欣欣向荣，这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传统中国的“重农”，虽然希望能让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以增加国家赋税，充实国家府库。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专制政治的垄断和集权，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需要。所以，他们将农民比作潜在敌人，为了富君、强国而不惜损农、困农。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割裂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不惜割裂农民与国家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弱民为要务，片面认为富国就必须弱民、困民，于是将“重农”定位于固农于土地、束农于户籍中的作法，由此加强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尽管一些统治者也提出过“以民为本”思想，实行过“均田制”等做法。但它们在政治实践中，仍将“不得迁徙”等作为实行其土地制度的基本规定，“固农”的意义更大于“重农”。
    再次，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魁奈通过对财富增殖的分析，通过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研究，提出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学思想。这种思想虽然有所偏颇，但它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与日益壮大的新兴资产阶级，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马克思曾在很多著作中提到重农学派和魁奈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是把政治经济学建立为一门科学的人。魁奈的研究目标，是从资产阶级的视野出发而重点放在资本分析上，并初步将剩余价值的研究从流通领城直接转向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巨大的理论贡献的。而传统中国的重农思想及政策，由于其立足点是一种将经济从属于政治的专制王权的统治术，它将农民放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上，倡导两者利益的不相容性。因此，在其政策、措施的许多方面，都是以一种赤裸裸的压迫剥削的手段来剥夺农民阶级。《商君书·说民第五》曾提出一个有悖于通常的政治国家进行政治治理与社会控制的命题，这就是“以奸民治善民”。“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3]（p53） 这段话的意思是， 由于民众从本性上是趋乐避苦、好逸恶劳的，因此治国的核心就是要卑民贵爵，辱民尊官，治国必用不孝不弟而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奸民。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监视窥测别人的行为，敢于向官府揭发他人的罪行，而不顾及自己的亲族。而所谓善民，就会因为考虑自己的家族、宗族的利益，而不为国家所驱使。因而，治国必用恶民，用他们监视、窥测善民，惩治善民，由此离间民众，分化民众。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思想的核心，就是一种固民于乡土，禁民流动，并有效监视民众、治理民众、离间民众、分化民众的法则。
    最后，在其实行的效果上，魁奈所倡导的重农，由于其所提出的“自由放任，自由通行”思想，包含有十分明显的鼓励自由贸易的思想成份在内，因此它对于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贸易以及工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鼓励与促进作用。同时，魁奈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丰富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使他成为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而在传统中国，其实行的“重农”政策由于长期厉行抑制工商、盐铁专卖的政策，其后果是使社会上商品经济凋零，农民更加困苦，社会重要经济资源为国家官营机构垄断，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专制政权掌控下，进入恶性经济的循环中。尽管在一些地区，以及在一定特殊的时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繁荣，但对中国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广大内地以及乡村，农民的贫困以及乡村经济的萧条，却是主要的。
    因此，在研究魁奈关于中国重农政策的评述时，以及在研究中国传统的重农政策对魁奈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时，应看到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看到两者之间在其理论的出发点、政策的目的导向，以及其内容、效果上的不同。否则，我们将陷入理论上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弗朗西斯·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李禹阶。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与礼的起源[J].中国史研究，1995,（1）。
    [3] 高亨。商君书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乔清举注释。盐铁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 李禹阶。论中国封建经济的宗法性品格--对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一种政治学解读[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4）。
    [6] 吴斐丹。魁奈经济著作选集（译者序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